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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反动物园代表作包括德斯蒙德·莫里斯的《动物的反常行为》（AbnormalBehaviourinAnimals）和《人类动物园》以及约翰·伯杰（JohnBerger）的《为什么看动物？》（WhyLookatAnimals？198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反动物园声浪便从未平息。反虐待动物学会和动物权利运动对抗动物虐待行为；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fortheEthicalTreatmentofAnimals，PETA）的立场以能够证明动物亲近人类的动物行为学和心理学发现为基础。方舟基金会（ArkTrust）则致力于制止监禁灵长类动物。曾经的野生动物训练师黛布拉·乔丹（DebraJordan）直言：“事实上，动物园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游客的反应和自己的商业形象，而不是让它们宣称要保护的动物更加快乐安康。”令人遗憾的是，被AAZPA授予资格的143家动物园1980年以来的10多亿美元投入并没有换来囚养条件的改善。《生来自由》的录像带（1993）像《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Post…Gazette）一样揭示了囚养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尽管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它的结论被T·德斯蒙德（T。Desmond）的《行为治疗》（BehavioralTherapy）一书证实了——这是他在研究了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的熊之后写出的。纳瓦霍部落（NavajoNation）要求释放亚利桑那窗石动物园（WindowRockZoo，窗石镇是他们的首都）的动物园，因为将这些动物关入牢笼扰乱了事物的自然规律。彼得·辛格（PeterSinger）和动物权利捍卫者们表示，“如果动物园被取缔，人和动物的生活都会好转。”关于动物园中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看法与美国动物园兽医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ZooVeterinarians）如出一辙：有76％的动物园号称要参与科研事业，但它们从未发表过任何成果（唯一的例外是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成果，但他的研究地点同样是美国和欧洲动物园中的例外：圣迭戈和阿纳姆）。动物保护联合行动组织（UnitedActionforAnimals）的目标是“提高公众对动物园动物活体解剖实验的警惕性，”因为动物园长久以来一直在与实验室合作：哈根贝克在1920年提供了8000只猕猴，1936~38年间每年提供12000只。根据巴腾所说，“动物园中的实验性安乐死并不罕见。”人工授精和精子冷冻（记者们所说的“冷冻动物园”）大多是在专事人类不育研究的实验中实现的。至于珍稀动物克隆术，直到今天仍是新闻热点。
这样的环境也为更加激进对抗行动埋下了种子。包括动物的年轻朋友（JeunesAmisdesAnimaux）在内的一些欧洲协会在1973年4月举行了示威活动，对巴黎植物园的破旧和狭窄表示不满，同年12月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巴黎鸟贩发出了警告。次年一月，以探险家保罗…埃米尔·维克托（Paul…EmileVictor）、医学讲师让…克洛德·努埃（Jean…ClaudeNoüet，他在1977年与他人共同创建了动物权利联盟（LiguedesDroitsdel’Animal）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为首的一群人占领了专门从事奇异动物进口的热带动物学会（TropicanimSociety），并在狭小的兽笼之间发现了一个停尸房。在这一惊人事实曝光后，媒体和公众一片哗然。同月，一头刚刚到达温森斯的母熊猫不幸死亡，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公众义愤填膺，强烈谴责动物园未能使动物适应新环境，是野生动物滥用歪风的一分子。迫于压力，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动物进口和进口动物饲养设施的新法规。同一年，库斯托的伙伴，沙漠和海洋探险家菲利普·迪奥莱（PhilippeDiolé）发表了《生病的动物们》（LesAnimauxmaladesdel’homme），这部大获成功的著作批评了经常导致动物死亡的走私、监禁、展览、活动受限和过分拥挤等现象。
尽管有些批评者是转念皈依这一事业的（迪奥莱曾参加昂蒂布海洋公园的落成典礼），但反抗力量主要来自年轻一代和新兴协会——他们正在以全球化视角理解动物，兴趣主要在于野生动物，强调的是之前被人忽略的问题（死亡率，心理伤害，保护）。一些观察家主张将动物园转化成农场，籍此推进儿童教育和原始生境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另一些人则希望区分动物园的良莠好坏，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园仍有助于维系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崇扬动物保护精神。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5）
在这样的氛围中，传统保护协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里昂的SPA注意到了迪奥莱的著作，于是在1975年决定派遣它的青年分会调查动物园的饲养条件。但这一年度访查活动在1976年扩展到了全体会员，这证明动物园的条件符合学会的要求，而且学会会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仍在继续发表积极评价。SPA认为动物园是保护濒危物种的必要工具，而且生于囚养环境的动物也不可能放归自然。只要动物清洁卫生，喂养有方，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动物园的存在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同一地区创建开放式动物园的计划以及里昂动物园本身的类似革新也得到了学会的支持，理由是动物在改良环境中的生活条件好于自由放养。最终，能够直言批评的只剩下了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会员。结果注定是一道晴天霹雳。1982年，学会的一个组织在访问了里昂附近圣马丁（Saint…Martin）地区的一个活似19世纪花园的动物园后写了一封信，震撼了整个学会：
这真的是一只狼吗？这只动物不再捕食，不再奔跑，不再生气勃勃……在这种地方，孩子们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动物，活生生的动物，但他们也体会到了奴役下的绝望和退化，甚至是疯狂！这就是动物园的意义吗？
对那些将野生动物当成宠物的人来说，对那些将动物园视为驯化和个性化交流场所的人来说，看着探险书籍长大的年轻人们正在表达一种更具生态学色彩的观点。
电视在20世纪60年代的普及以及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节目让欧洲人看到了自由世界中的动物：自然小生境成了令动物园原形毕露的试金石。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一些动物园反对者来说，半自由放养动物的公园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物。另外，人们对动物的理解也在变化。像动物行为学和动物精神病学这样的新学科被各类书籍和野生动物杂志推广普及，加深了公众对动物行为复杂性、动物心理和囚养弊端的认识。孕生于城市生活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更加敏感。人类统治原则本身也受到了挑战。澳大利亚人彼得·辛格1975年提出的动物解放哲学在德国和盎格鲁…萨克森世界广为传播（尽管在意大利和法国程度稍差），并促成了全国性的新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世界动物权利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AnimalRights）是这种观念转变的另一个标志。
德斯蒙德·莫里斯早在1969年就将动物园看成了城市生活焦躁症的产物和象征：过度拥挤、焦虑、侵略冲动和精神扭曲是两者的共同特征。城市就是人类动物园，动物园就是现代城市的翻版。其他一些评论家在讨论社会机构时也不忘提及动物园。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亨利·埃伦伯格（HenriEllenberger）在1960年将动物园比作精神病院，认为两者有类似的“监护者…病患者…来访者”关系和“心理…病态”综合症。在英国和意大利，这种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动物园与医院、老人院、监狱和工厂一样成了资本主义弊病的一部分。专门报道监狱、撒丁岛犯罪、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都是当时的异端主题）的记者埃米利奥·桑纳（EmilioSanna）在1976年评论说，动物园、监狱和精神病院都是现代社会的集中营。考虑到公众的意见，他也提到了这些机构的共同变化：更加开放、隔离更少和回归自然环境是探险公园、门诊医院和监狱系统的共同现象。在法国，这类问题很少摆上台面。米歇尔·富科（MichelFoucault）在评论监狱、临床机构和精神病时并没有谈到动物园，这表明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们没有将人和动物放在一起讨论的习惯。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此类争议变得时断时续，这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大势所向。在法国，大多数野生动物杂志和节目都退到了中间立场。它们用动物园的动物保护价值说服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