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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竭力克制内心的欲望，为了在吃饭时预防贪食的罪，要是遇上好饭菜，便将一点灰尘撒在其上，或浇上一点冷水，以破坏饭菜的味道。他在晚上大都是坐著睡觉，又在严冬跳进河中洗澡。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是锻炼意志，更重要的是他认定身体与感情欲望都不过是供灵魂驱用的仆役，故不能对之姑息纵容。
他致力服侍贫穷人，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分给他们。他曾说，他所有的原本都是属於穷人的，「穷人原是我们的好弟兄，我们向他借了来的东西，我们也应当知道还给他。
基於天生谦卑、简朴的性格使然，方济各从未考虑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他最初称自己的修会为＇托钵小修会＇（friarsminor）。可是在十三世纪的欧洲，经济发达，贫富悬殊，有钱人纸醉金迷，教会穷奢极侈；方济各反其道而行之的生活，竟然对一般民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厌弃教会铺张奢华的模式，渴慕返璞归真，使信仰回复最单纯原始的状态，故都毅然追随他。
方济各没有甚麽组织观念，不少同类的自发团体奉方济各之名成立，他也不刻意禁止。
3。会规与使命。
十三世纪初，许多新修会建立。因恐修道主义过於混乱，教廷乃在1515年下令禁止修会订定新的会规，任何新修会的成立，都只能沿用过去已批准的会规。在 1209年，方济各曾为他最早期在多尔多河（River Torto）成立的团体撰写过一个小规章（称为RegulaPrimitiva），当中主要为一些圣经金句（如太十9－10，十六24，十九21；路三等），以说明他的修道理想，没有甚麽严密组织和制度的说明。他说过，耶稣在福音书中对门徒的教训，便是修会的生活与规条。
1217年，修会人数渐多，原本的小规章不敷应用，必须编写一个较为严格的规章，方济各将这个重任交付给一位向来支持他们的胡高麟枢机主教（Cardinal Ugolino）。胡高麟以《本笃会规》为蓝本，订定了方济各会规的初稿，其中只有神贫一项是与《本笃会规》不同的。122I年，修会获准建立组织方案与生活守则，并须编写会规。在弟子的协助下，最终订定了《基本会规》（RegulsPrima）。 1223年，会规两度修订，最後获得和挪留三世（Honorius Ill）的批准（是为 Regula Bullata）。
方济各会的宗旨有二：做补赎苦工和像使徒般传教。会规里提到修会有三种弟兄，就是讲道的、祈祷的与服务的。他们强调服务，在城市照顾贫穷人，兴办学校及医院等。他们也注重讲道和教育工作。当时，一般穷人极少得到教会的教导，他们对信仰可谓一无所知，方济各修士愿意教导他们，非常难能可贵。
得到教皇印诺生三世（Innocent Ill， 1198－1216）的批准，方济各和他的修士积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教。他们白天到各城镇传福音，晚上专心於祈祷默想的操练。及後，他们的传教范围逐渐拓展到法国和匈牙利。至於方济各本人，他曾在1214至1215年间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向摩尔人（the Moors，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回教徒的泛称）传教，因健康关系，未能进入非洲。1219年，方济各随十字军前赴圣地，踏足东欧及埃及，向回教徒传教。
4．逝世与影响。
方济各於1217至1218年间到罗马觐见教室时，与道明初次会面。两人惺惺相惜，借据说曾计划将道明会与方济各会合并。虽然此事不成，但受方济各的启发。道明於1220年召开修会常务大会时，宣布修会不准拥有财产的决定，与方济各会看齐。
在方济各的感召下，一位同样生於亚西西城的女子嘉勒（Clare SCifi，约1194－1253）追随他过神贫生活，後来获批准成立＇嘉勒女修会＇（poor Clares’），修会精神与方济各会一样。
方济各不善行政管理，在他於1219年前赴东方传教期间，修会转由别人颌导，而他嗣後也没有再把领导权争取回来。但他一直是方济各会的精神导师。
1224年9月14日，方济各在亚尔巍尔那山（Mt．Alvernia）向耶稣祈求让他在有生之年能更真切地感受他的同在，结果他见到了一个有六只翅膀的天使，并从这天使那里得睹基督的圣容。自此他的双手和双足中心便有了被钉穿过、不停渗血的钉孔，而他的右边腰间也有一个被枪刺伤的伤疤，同样是不停淌血的。这是所谓基督的五伤。
1226年10月3日，方济各逝世。一直景仰他的胡高麟枢机主教於1227年被选立为教皇，是为贵勾利九世（Gregory IV）： 1228年7月16日，方济各被册封为圣人，距离他逝世还不到两年时间。
方济各是一位难得的圣徒，他的爱心、谦卑与服侍，在他生时已为人广泛传诵。他与同伴的生平事迹，以及许多神迹奇事的传说，被收集在《圣法兰西斯的小花》 Little Flowers of St。 Francis）一书。
D．托钵修会的特点。
方济各会与道明会差不多同时成立。道明会起初的目标是为对付异端，而非为过神贫生活；後来两个修会互相学习，分别便再没有那么明显。从修院的数目看，方济各会发展还较道明会为快。在十四世纪初期，在欧洲方济各会的修院有一千四百间，而道明会只有六百间而已。综合而言，托钵修会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1．贫穷生活。
方济各会以神贫为其目标，但要实践贫穷可不是容易的事。甚麽是一无所有呢？要服侍贫穷人，大抵得有一些基本设施，譬如没有药物设施，如何照顾病人呢？在最早期，方济各连修院的建筑物也不愿意拥有，并将产权归於教会所有，每年缴付租金。在他死後，一些较严苛的规定逐渐取消了。托钵修会逐渐达成一个结论：基本的建筑物及设施是必须的，但不可拥有任何可资营利的资产，包括土地、森林和果园等。托钵修会拥有少量财产，惟在数量上难与昔日的本笃修会相比。平信徒由於入息微簿，可不敢把他们的小额金钱泰献给本笃修院呢！如此，托钵修会提供一个让小老百姓奉献的途径。由於托钵修会受到广泛的支持，这些小额奉献的来源倒是不少的。当其时不少磨坊主人决意将磨坊部分的收入献给修院。据说在十四世纪的英国牛津，方济各修会拥有全城三分之一磨坊的股份，足见其深入民心的程度。
2．机动化的传教工具。
过去本笃修会吸收的新人多数来自贵族阶层，但托钵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大抵不易吸引这个阶层的子弟加入，故在十三世纪，加入托钵修会的多是贫穷人。平民化的修道主义为修道主义注入新的动力，使这个绵延了千年的制度重新活泼起来。
由於托钵修会拥有的财产不多，志切在人群中传道，故成为一副机动化的传教工具；只要为他们竟得栖身之所，即可随时指派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也成为宣教运动最重要的媒介。在中国的元代及明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不乏方济各会及道明会的修士。他们的宣教工作可比更正教宣教士来得彻底。修士没有自己的旨意，长上的旨意即是上帝的旨意，他们得绝对顺服，故他们被遣调到哪里，他们便认定那里是他们穷一生的精力委身的地方，并且得死在那里，即使遭遇逼迫也别无退路。他们必须彻底投入，包括认真掌握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学习成为当地人。所以，天主教宣教士在语言文化的掌握上一般较更正教的优秀。
3．教育与学术研究。
方济各本人颇有反智的倾向，对无论是世俗抑或神学知识都心存抗拒，他断言从书本来的知识都是有害无益的，只会叫人自高自大，违反神贫精神，故禁止他的修士阅读。不过，如同前文所提，此时期不少城市纷纷设立大学，学术研究风气极盛，方济各会的修士自然也受影响。1220年，方济各曾下令关闭一间未经其批准设立的学院，并对开设学校者施以咒诅。不过，这仍无法遏止修士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在得到教廷与高级教士的支持下，他们数年後在圣日耳曼（Saint Germain de Pres）的修院设立了一间大学，有学生二百多人。此外，他们也在法国和英国的大学中占有教席。
托钵修会原本是贫穷的修会，後来却成为大神学家汇聚之地，这可是一个有趣的转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