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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