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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才。
说到这里，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一个心地纯良的懂礼的人？讲文明、懂礼貌，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就又要澄清一个概念了，一个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概念——礼仪之邦。常听到媒体上尤其在对外国友人表态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之类的，或者有人在抨击一些没有公德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常会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如今怎么也会发生这种那种不讲文明礼貌的事情出来，然后“唉”的一声。其实呢，大家都错了，“礼仪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样的礼制社会，“礼”不是礼貌而是政治，是孔孟这些儒家圣人们无限缅怀又无限憧憬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讲文明、懂礼貌没什么关系的。
礼制的内容很多，“五经”当中专门有部《礼经》，又有所谓“周礼三千”的说法，要找个简明的表述呢，我觉得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在《通书》里的一句话很值得拿来看看：“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所以，这个“礼”主要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用比较近的情况来理解的话，可以说，礼制大约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谓的“官本位”，一个社会里的人被划分成了很多阶层，而针对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包括了衣食住行、公私事务等等，每个人都被要求安于自己所在的阶层，不能乱。比如，局级干部被规定出门可以乘坐桑塔纳，车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一百平米，等等；部级干部出门用车是奥迪，车前面有八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二百平米，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个局级干部，住的是一百平米的房子，出门坐的是桑塔纳，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那你就是一个“守礼”的人，可你要是住房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平米了，或者你居然出门坐的车是豪华奔驰，还有五十辆摩托开道，那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不守礼”或者“不懂礼”了。
继续顺着周敦颐的“礼”和“理”来看，其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名份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份上、等级上该做的事。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份了，还讲不讲“礼”（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作侯爵的。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是在繁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这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早就乱掉了，这情况有些像官本位的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冲击时的样子，原本在等级体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机会暴发一笔横财，然后牛气冲冲地买下一栋一万平米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厨师按国宴标准做的，出门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名片上印着CEO之类的头衔，头衔后面还带个括号，注明：相当于副总理级。这样的情况才正是古人所谓的“礼崩乐坏”，而不是公共汽车上没人给孕妇让座之类的什么。
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重振雄风发号施令吧，可在那些那些大国诸侯看来，你把自己当棵葱，可没人拿你炝锅呀。什么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国诸侯们早不希罕了，现在，他们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脚了——我们的圈子终于兜回来了，梁惠王称王了，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着：魏王，括号里是“相当于总理级”。梁惠王得意洋洋：哈哈，老子现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实，最早称王的倒还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春秋五霸”里不是有个楚庄王吗，就是“王”。楚国人早对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忿忿不平了，再加上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讲文明程度比较低，不太招中原诸侯的待见，这一气上加气，反正天高天子远（这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就干脆称王了。但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诸侯的印象中毕竟算是荒蛮之地，隔阂是比较大的，而且严格来说，楚国算是外国（这点后文再讲），所以，真正在各国之间有影响力的称王行动还得要算是梁惠王这次。那么，“梁惠王”这三个字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用文言的说法，就是“礼崩乐坏”了。
从称王一事看得出来，梁惠王虽然从坏了说是骄傲自大，可从好了说也算是雄心勃勃，他为了国家的发展，把首都从原先的安邑迁到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大梁，所以《孟子》这部书里才称他作梁惠王，他要是不迁都的话，说不定就该被叫成安惠王了。顺便一提，这个大梁就是现在很著名的古都开封。河南人可以自豪地说：“《孟子》一开篇，说的就是我们河南的事！”
河南人惹谁了？
梁惠王虽然雄心勃勃，却可能有点儿志大才疏，或者运气太坏，在他和孟子这次见面之前，他所统治的魏国已经在别的几个诸侯国的军事争端里栽过好几个大跟头了，国力被削弱了不少，一代强国眼看着在一步步走下坡路。梁惠王的心里火烧火燎的：靠！我们河南人惹谁了？你们凭什么把我们欺负成这样啊！
我们还得稍微扯远一点，把河南人梁惠王这些年被外地人欺负的不幸遭遇交代一下。
这就要从人才流动说起。在大一统的时代里，人才往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至少看上去没有奴才重要，但在分裂时代可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很难想像百家争鸣的现象会出现在某个大一统的时代。现在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才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四处流窜，风云际会了则成就一番辉煌事业，不对劲了呢，也无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拍屁股走人，找下一家老板投简历去。所以，要是有了好地方，天下各地的人才和蠢材都会蜂拥着往里挤，这情形就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闯深圳。魏国本是个强国，自然也是个吸引人才的地方，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魏国吸引进来的人才里虽然有些好货色，可失去的两个人才却都是全天下最拔尖的，梁惠王坏就坏在这两位身上了。
第一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兵法大师孙膑。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细说了，孙庞斗智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成语，“围魏救赵”里面被围的这个“魏”，就是魏国的首都大梁，当然，战斗不是在大梁而是在通往大梁的途中发生的，这一回，魏国可伤得不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魏国被人家齐国“围魏救赵”的同时，楚国也从南边打过来了，趁乱夺了一些地盘。我们先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急着对梁惠王表示同情，因为他的霉运才刚刚开始。若干年后，又发生了著名的马陵道之战，庞涓再一次着了孙膑的道儿，魏军中伏惨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世上可能再没有哪一句名言能像“祸不单行”这般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马陵道惨败的第二年，魏国再被秦国打得元气大伤，而秦国的主将，正是曾经投奔魏国却没受过魏国待见的战国时代第一号军政人才——商鞅。
这样看来，作为领导，真是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我们来体会一下梁惠王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