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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面请旨逮问顾炎武，顾炎武三月离京南下，自去济南投案。当堂对簿，
姜元衡哪里是顾炎武的对手，加以朝中有人同情顾炎武，替他说情，这年九
月他被保释出狱。
当顾炎武陷入文字狱时，康熙帝亲政了。康熙八年（1669）五月，这个
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
结束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之势立即得到了控制。康熙十二年（1673）以吴
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
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 （1678）特开学鸿儒
科，十八年开 《明史》馆。康熙帝期望通过上面的措施争取海内敌视清朝的
知识分子与他合作。正当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齐全面
紧张的关头，康熙帝能毅然决然地改弦更胀，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缓和的政
策，是很不容易的。
放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成了对汉族知识分子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自康熙清除鳌拜，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勃发，这40几年中间，
虽在二十一年 （1682）发生过一起比较著名的朱方旦案，把一个极有真知灼
见的朱方旦杀掉了，但对知识界似乎没有什么震动，怀柔和宽容知识分子的
政策也仍在继续贯彻之中。当时的思想界相当活跃，不少明朝遗民的著作都
陆续结集出版了。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
可以说触目皆是。顾炎武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
官修《明史》，他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
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公然号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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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起来造满州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
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 （1671），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
年 （1701）。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康熙帝的晚年还是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大狱。戴
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对官修《明史》有所不满，想独力私撰一部《明史》，
他的才识也足以担当此任。梁启超讲过，有清一代史家作者如林，让他佩服
的只有戴名世和章学诚二人而已。然而，戴名世还没有着手写明史，大祸就
突然临头了。康熙五十年十月，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语多狂
悖”，康熙帝命严加审训。 《南山集》案与当时诸王竞争储位不无关系。在
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江南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鹏翮互相攻击，趋于白热化，
噶礼借《南山集》案兴风作浪，以陷害政敌，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些
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结案时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
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已故的方孝标应照大逆律锉尸，戴、方两族俱照律
连坐，为 《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卖者均依律治罪……。看来，法司要
兴动有如庄氏史案那样的大狱了，幸亏康熙帝很慎重，最终除戴名世处斩之
外，康熙帝对受株连者都做了从宽处置。康熙帝批准刑部追究戴名世等人的
文字之责，最后竟将戴名世处死，毕竟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总的说来，顺、康两朝80年，除四辅臣擅政的短短几年外，清统治者还
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
的构陷和倾轧。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 （1723—1735）文字狱多了起来，现在能统计到的有
近20个案子。雍正朝的文字狱，以雍正六年（1728）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
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几起著名的文字狱
与康熙朝的文字狱有所不同，一般不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性质。从吕留
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汉人的民族意识
上。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病逝于西郊的畅春园。
官书记载，帝弥留之际，下诏传立于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照这种说法，
帝位的授受很清楚，雍正帝得位没有问题。然而，当时民间的谣言却特别多，
许多神秘的宫闱秘闻不胫而走，有的说康熙病重，胤禛进了碗参汤，皇上就
驾崩了，这是说雍正谋父夺位；有的说胤禛把康熙“皇位传十四子”的遗诏
做了手脚，改“十”为“于”字，这是说雍正矫诏夺篡。诸如此类的流言后
来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不少被人利用做号召人民起来反清。因此，在他即
位的头几年，迭兴大狱。不管是雍正的宿敌，还是曾为雍正的鹰犬、后来又
跋扈起来的权臣，不管是满洲权贵，还是汉族官员，只要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那就一律加上“朋党”的罪名，格杀勿论，毫不留情。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究其原因，是他依附年羹
尧，雍正为了革除朋党的弊病，就拿他开了刀。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
人，少年轻狂，康熙五十二年 （1713）才考了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他
离京往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处找职位。胡是年羹尧亲信死党，年羹尧任川陕总
督，极受雍正宠信。汪景祺借胡期恒这层关系，上书年羹尧自荐，在信中极
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锜、范仲淹比起年大将军
都不过是小小角色。在这封信快到结尾时，汪景祺说如果不熊瞻仰“宇宙之
第一伟人”年羹尧，那么这辈子就白活了。就这样，汪景祺成了年羹尧入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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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宾。
可惜好景不长。年羹尧恃宠而骄，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当年九月雍正
帝命将年从杭州解京治罪。在查抄年寓所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那封信，
雍正阅后，恨得咬牙切齿。果然，十二月刚处决了年羹尧，便把汪景祺照大
不敬律立斩，罗列的罪状有：（1）汪景祺的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
讥讪康熙皇帝； （2）讥诽康熙的谥号不宜称“圣祖”。汪景祺《西征随笔》
的稿本如今还在，上面并没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的诗句，从《西征随
笔》内容看，汪景祺不过是个浮躁轻薄的文人，他也没有什么官职，根本算
不得年党。但汪景祺妄议朝政，却正是雍正帝最厌恶的朋党恶习。按照雍正
帝的命令，汪景祺的头颅要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以警戒汉族士大夫
和普通读书人。
雍正朝前期的几起文字狱都是雍正帝巩固皇位这一总的战略部署的一个
组成部分，它们明显地带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性质。
从雍正中期的吕留良案开始，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起大狱是雍
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岳钟琪谋反案引发的。曾静被捕
后，供称他的反清思想来源于死了快50年的吕留良。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
理学家，浙江石门人，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
被他坚拒，以后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相荐举，他索性出家当了和尚，以
示根本无意给清朝当官，可见他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
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责任应当曾静自
负；但追本溯源，雍正帝也很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
问”这样的结论。无论出于为清朝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还是为了洗刷旁人
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维护个人私德的清白，雍正帝都忍无可忍。经过周密
准备，他终于在雍正七年五月亲自发动了这起集中打击吕留良的文字狱。直
到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这件文字狱才告结束，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吕留
良长子吕葆中及学生严鸿逵戮尸，吕的另一子吕毅中及学生沈在宽斩决，其
他被株连的人也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
自从吕留良案揭发出来，文字狱出现了新的动向，被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