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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