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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的小康之家即“中层社会”则也是采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听众，于是他们专从街头召集一些穷苦人家即“下层社会”的孩子，以提供免费的吃喝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传教。然而，广大的劳动大众最终也无法成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真正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有很深的传统意识，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大逆不道，该遭众人的唾骂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寻他途转向了慈善事业。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很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想通过生活接触诸如开办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办学校和教学生圣经、科学和数学，同时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培养出一批聪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通过那些聪明的教徒作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办学校、办医院，可以通过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习俗，达到他们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学校对于那些家境好、能请得起家庭教师或有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来说无所谓，而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辟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外国传教士还试图和中国官员合作，对少数中国绅士进行西语。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当时，教会还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医学和农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地，中国人开始把教会学校当做学习西学的基地，做为进一步出国留学的阶梯。
教会办的学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学规模的学校在中国建立，同时还有中学、大学和女子专门学校等等。
上述情况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友们，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传教目标的“中华团”。并委派曾传教于北京大学的美国传教士丁嘉立来到山西进行考察活动。继而在1883年，“中华团”的骨干成员文阿德、贝如意、卫禄义、高雅格等传教士都先后到达山西，选择布道点。那时基督教公理会已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设立了布道点，这次来山西也已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些传教士住在距太谷县城25公里的美庄村，开始了他们的传教活动。印刷包括基督教教义、教规及信仰的小册子，散发给当地的人民。并且根据当地人对此的反映，进而选定太谷为基督教布道点。
基督教的教义通常包括：
（一）论神（或称上帝）：它是创造天地万物、审判万人的大主宰，它是圣智，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二）论人：讲人有罪性（即所谓“原罪”，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全人类都犯了罪），同时上帝又给人自由。人既有自由，又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人就不能不犯罪，永远无法自拔。
（三）论基督与救赎：上帝看世人犯罪无法自拔，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己身，成了完全的赎罪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洗净了信众的罪。世人要想从罪恶中得拯救就必须皈依基督，世人除基督之外别无希望。
（四）论教会：得救的信徒组成得救的团体，即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它在地上要为基督争战，等待最后成为在天的得胜、荣耀的教会。
（五）论来世：世人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世上既充满罪恶，将来基督要乘威荣从天降临，基督为王，审判活人死人。凡信徒就进入天国得享永生，不信的罪人就被丢人地狱硫磺火湖受惩罚。
这些教义反映为一般教徒的信仰就是：
（一）世上充满了苦难。
（二）苦难的根源就是人自己犯了罪。
（三）基督教就是教导入学会忍受苦难，相信一切不幸遭遇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在地上忍受苦难，死后可以进天国享永福。
（四）信基督教，凡事蒙上帝祝福；不信基督教，就是得罪基督，凡事被咒诅，样样事情都倒霉。
基督教的教规通常根据圣经即旧约《申命记》第五章中的所谓“广西十诫”即：
（一）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拜偶像；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四）六日勤劳作工，第七日守安息；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和组织：
一般基督教会的基层单位是堂会，通常每一堂会有一个牧师负责传教活动。在牧师之下，由教徒骨干组成堂董会负责行政事务。在一个地区内，同一宗派的各堂会组成地区性组织，全国范围有全国性组织。
基督教会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一次公共礼拜。此外还可以组织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教徒可以自由参加。
教会的宗教仪式中有五桩所谓“圣事”：洗礼（教徒人教仪式），婚礼，殡葬，圣餐（通常每月一次，教徒分领饼、酒，说是吃喝耶稣的肉和血，就此罪得洗清有了耶稣的生命），圣职（按立牧师的仪式）。
这些圣事都是必须由牧师主持的。
基督教会的教牧人员一般分为二级或三级：主教、副牧长和牧师。教牧人员一般都是终身制。
当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传教活动，即遇到了乡民的抵制和反对。人们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不速之客，不仅有些畏惧也有些仇视。传教士走在路上，有时会有砖头瓦块突然投向他们，常常打得这些外国佬措手不及，狼狈窜逃。
为了消除或减轻人们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在太谷活动的传教士们改变了策略。他们除了建立教堂讲经布道之外，还在太谷设立了诊所，创办了小学，供人们免费医疗免费入学。
孔繁慈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的独生儿子孔祥熙来到教会办的仁术医院诊所求医的。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