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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3.竭力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踏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馆”,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屈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要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人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