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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高价出售的政策刺激黄金黑市价格上涨，引起黄金投机，加速法币贬值。出售黄金的官价是不断提高的，市价不仅随之上涨而且上涨得更快。例如1944年＊月16日黄金官价加搭“乡镇储蓄”二成，每市两共2．4万元，当月黄金市价高至3．6万元一月8日每两黄金官价上升至5万元，当月每两市价更涨至18．2万元。加上随着黄金政策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经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黄金投机市场。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不仅是黄金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是黄金市场的大投机者。1945年3月轰动社会的黄金舞弊案（194年3月黄金官价由2万元调离至3．5万元，内部有关人员探悉后，在先一日银行停业前大量甚至挪用公款买进，翌日牌价挂高，便于一夜之间获得巨利）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例。正如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36期的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光风。最后谣言十有九成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黄金价格的上涨，直接表现出法币的贬值，物价也必然上涨得更厉害。黄金政策引起的投机者对黄金的兴趣，逐渐消灭了当时黄金上涨率落后于商品的情况，“呈现金价与物价一齐上涨，因而有人认为金价是促进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党政府声称在黄金政策实施中牺牲了大量黄金，也同样是完全骗人的谎话。把国民党政府拿出的黄金扣去捐献的四成，实际还不到200万两，只约等于向美购人黄金的1／3。这些黄金绝大部分转移到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手里去了。出售的黄金现货，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重的每块400两，在黄金存款时也规定存款5两以下到期不兑现，这就说明黄金买卖仅仅是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发财的机会。即使是流人普通人民手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也只属于暂寄的性质（在1948年8月，这些黄金跟着人民手里的其他黄金、白银和外币等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之手）。因此，国民党政府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自由买卖的作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正像有人提出的：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黄金政策的实质。
法币通货的不断膨胀，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加速了两极分化。“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在滥发纸币中，在黄金、外汇等投机中，因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势力而获得了暴利。滥发纸币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社会上闲散资金抢购土地的狂潮，“加速了土地集中”，并“经常给中农或自耕农带来厄运。”由于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有的制品销售所得，尚不足以弥补其所耗用的，因而濒临破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又怎样能进行抗战呢？另据统计：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数，则1942年重庆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141，而同年的工资指数只增为＊，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上涨率，几乎为工资上涨率的］3倍。广大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受到极大的剥夺。由于在物价上涨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例如按1945重庆年物价指数，农产品中的食物上涨1585倍，而工业品的纤维上涨3151倍，燃料上涨4864倍，金属上涨2774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一般工业品上涨的程度，所以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下降。据计算，以1937年为准，农民实际收入1939年下降到64％，到1943年下降到58％。
孔祥熙自1933年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
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他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大举筹借外国货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大量经费。同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宋蔼龄的关系，严密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网，并为此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孔祥熙在抗战前在财政金融内的最重要的实绩是推行了币制改革，这标志着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这对缓和当时的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亦有利于英美等国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金融上的首脑，为坚持抗战，维持战时经济，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孔祥熙亲自起草、由财政部颁发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法》，对提存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和外汇做了规定和限制，为维持金融稳定、防止巨额资金外流作出了贡献。
在大后方经济开发方面，孔祥熙对内迁工矿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并给予优惠贷款，使抗战前期大后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收入，孔祥熙实施了战时税制，颁布《公库法》；并行铂由全国开征了所谓“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邮卖所得税等，开辟新税源税种，使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但同时也加重了工商界和民众的负担。
孔祥熙还实行了“田赋征实”和专卖政策”。在当时，这对保证军队和民众的消费品供应，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后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孔祥熙曾把自己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实质，归结为10条所谓的经验，并在各处宣讲。客观地讲，在抗战期间，孔祥熙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对外摆尾乞怜，对内盘剥压迫，并大肆贪受贿赂。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可谓是劣迹重重，最后终因引起公愤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第十三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1．敛财手段之一：炒股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儒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人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脐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