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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征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系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征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凄惨。因为田赋征收采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制。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征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征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孔祥熙经常派财政部的官员下去检查。一次一名检查官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写到：“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冒斗现象非常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我在几县调查，凡50户中就有37户处于浮收、冒斗和勤派三种形式之下，多收原粮一半者6户，多收原粮十分之三者11户……”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一开始就宣称，田赋归中央，改征实物，为了解决战时军民用粮之急需，孔祥熙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为自己捞了不少。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M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门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人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榨。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删q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3．专卖黔驴技穷之后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婉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进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