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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做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日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疲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的这首《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
这首约作于公元８５８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终身”（《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
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４７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手工业局的局长或者党委书记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郑州的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４７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屁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屁，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侯门深似海，把我们这位诗人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李商隐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溪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１９５８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被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的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来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的。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身为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