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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生活上的苦难，让李思明最难以忍受的是内心的折磨。李思明不止一次骂自己在政治上太幼稚，等撞得头破血淋才恍然大悟。1975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自己进了劳改农场的事情，再也不能够瞒得了父母。当两位亲人，好不容易打听到自己呆的这个偏僻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时候，望着父母憔悴的面容，李思明觉得很不孝，内心的痛苦却没人能够宽慰。自己成了反革命的事情，还是牵扯到了父母，父亲失去在工厂的车间主任职务，母亲也失去了会计的工作，双双在车间当了工人，干最苦最累的活。想到此处，李思明觉得更加悲哀，仿佛心在滴血，自己受再多的苦也不怕，怕的是自己的父母受到牵连。李思明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父母。
来看望李思明还有徐大帅和张华等人，他们几个也因为李思明受了不少罪，这让李思明很有负罪感。
武装连孙昌连长也来看过李思明，这让李思明感到很意外，现在人人都巴不得很自己划清界线。1974年春夏之交的那次“军事大比武”，孙昌的连部大出风头，但是除了获得一张锦旗之外，什么也没有变化，这让孙昌郁闷不已。
第五十五章 李思明的春天（一）
没有人能够知道李思明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李思明都不知道自己在想着什么，虽然坚信未来是光明的，但仅仅一年的劳改生活，让曾经乐观的李思明往往真的认为自己真的犯了罪。
自始之终李思明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千万蒙受冤屈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还好自己在牢笼中只不过呆这么两三年时间，相对于那些从50年代末就来到这里的“老反动”来说，自己太幸运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孟子的语录，李思明抄在学习笔记上面，以此来鼓励自己。
1975年很快就在李思明的自我安慰中很快过去。这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中，最引人众目的是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政治局、国务院、和军委工作，有些人惶恐不安；4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老对手蒋介石逝世；同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批判。
而对于李思明来说，1975年除了年纪大了一岁，什么也没有变化。相对于1975年的平淡，1976年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年，也是发生了最引人注目无数政治事件一年。这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让刚刚看到的希望的人民群众，又一次失望。
1976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痛的一年。
1月1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这年的清明节，北京各界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总理献花写诗，“四人帮”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这也是“四人帮”最后的表演。
7月6日，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元帅朱德，这位敦厚的长者在北京走完了他最后的旅程。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唐山被夷为平地，死亡24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以上。这给多灾多难的1976年雪上加霜，民间谣言四起。
9月9日，一代伟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一天恰恰是他领导秋收起义49周年纪念日。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依人民的意志，迅速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同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金秋的十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李思明“暂居”的劳改农场里，气氛从1976年上半年开始显得有点“诡异”：有人偷偷摸摸地传阅着“秘密文件”，有人在角落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研究着政治风向。1976年下半年的时候，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明朗，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份子”们开始有了说话的底气，不再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开始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意思，借着批判“四人帮”的胆气，发泄着对自身遭遇的不满。
尽管还有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威，但是众劳改们的待遇一天天好转起来，仿佛一夜换了新天地，有人害怕这些劳改们的报复，往日的声色俱厉换成了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要读书看报？没问题，阅览室随便进。要写反映材料？没问题，我帮你邮寄！想治病？我给你推荐最好的医院。突然改善了条件和待遇，劳改们还一时适应不了，万一要是政治风向又变了怎么办？双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和谐团结，一派大好局面。
大兴岛的五连知青们也在运动着，每天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谣言，让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四人帮”倒台后，副指导员徐学青惶惶不可终日，他将自己关进办公室，研究毛选，两天不见人也没有吃饭，他想从毛选中寻找中央是否有人反革命的答案。
徐大帅和张华等人却没有放过他，张华向他发炮了，他在阅报栏上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徐学青为什么不改名”。至于徐学青为什么叫徐学青，这全连的人知道。在以往这名字可以带来意想不当的政治资本，但在今天却是他想躲也躲不掉的罪证。当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人争先恐后的批斗他，这以往可是自己的“活”儿。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不到他也有今天，这三十年还不到吧？”猴子感叹道。
“风水轮流转，当年他对付阿明的手段，今天让他也尝尝。”曾智被人批了整整十年，这次他也尝到了批别人的滋味。
“咱们别的不管，他诬陷阿明的事情，一定要让他承认，早一天让他写认罪材料，阿明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徐大帅说道。
于是，徐大帅、张华、曾智、猴子四人积极参与这次批判行动，写大字报，发传单，向上级递材料，四人还编话剧，跑到团部搭个台子，自编自演起来。在大兴当知青期间，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过，让人大跌眼镜。
徐学青被逼无奈，只好写材料为李思明翻案，反正自己已经“罪行累累”，不过他还保留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将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说自己是囿于政治局势，受到坏人蒙蔽，自己只是执行者等等。反正在“文革”之后，大家都可以将任何冤假错案推到“四人帮”身上。
劳改农场里的众劳改们，每天也在写材料，为自己洗脱罪名，每天各种材料如雪花般被寄往全国各地。
李思明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杨月的一封信，每封信都是杨月自己自言自语，诉说在军营里的新鲜事，毫无例外地在最后写着为什么不回信这名话。李思明确实从未回过信，因为李思明觉得没啥可写的，每天无非是劳动、吃饭、政治学习和睡觉，比在大兴还要无聊。最后杨月在信中骂了他，他才回了一封信，编了几个小笑话打发了事。
杨月收到信很高兴，回信明显厚了许多，还夹着她身着军装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婷婷玉立，面带微笑。她说她父亲和他的一帮老战友都获得了解放，一定会帮李思明洗清冤屈的。
劳改农场里，喜气洋洋，每天都有人离开这里。在李思明记忆里，每当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全农场里的人都敲着脸盆欢送，剩下的人无一例外地满脸羡慕，并下定决心反复的写材料递材料。而离开的人，无一例外的眼泪花花的，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农场里的医生沈立，也要走了，他的问题很简单，况且他的刑期早就过了，是那种被强制留在农场务工的人之一，他是李思明在农场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李思明自然要送行的。
“我说你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