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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在微星电池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现在又成了日本某些人拿来证明日本企业必须要改革的证据云云，想当初，渡边三郎刚入主微星电池的时候，被日本人批的体无完肤。
“你们俩也就这么点出息？好吧，到时候我给你们签，满意了？”李思明答应道。
……
“过些天，我准备回趟黑龙江大兴，你有空吗，到时一起去？”李思明问钱大海道。
“有，当然有空。你要是回去，我保证会有很多人老战友们趁这个机会一起去呢，那里也一定会夹道欢迎你的！”钱大海道，“你可是咱大兴的知青中的头一号啊！”
成名的好处多多，这坏处也有不少，各色人等甚至跟自己从没见过面的人，也找上门来，攀交情，打秋风。李思明可没这么多时间来说客套说的，一般也都是妻子杨月出面接待，在国内，李思明认识的人，杨月也基本上认识，除非是某些特别有交情的那种，李思明才会出面抽出时间来见一见。
有寻求帮助的，李思明也尽可能帮帮，一般是给些钱打发。就连他的秘书郑英洁也经常接到自称是李思明朋友的电话，就跟她经常接到某些用很威严的声音说要给李思明发某某奖但要交纳多少多少手续费的电话一样多，稍有不慎，就会有一些不利他的流言。
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跟李思明接触的人都了解李思明的为人，在知青朋友的印象中，李思明除了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脸上总是笑吟吟地，也很热心。当然，知青朋友们也都知道，李思明同样也是不好惹的，有的人至今还在回味狼肉的味道呢！
而受过他恩惠的人，甚至会很乐意地慷慨地为他的基金会捐献：
“这钱捐给李思明的我很放心，人家可是为咱们知青做过不少好事，有目共睹。再说，这点小钱人家也不在乎，还会讹了你这点小钱？”
有人编了个关于李思明的小故事，说假如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掉在地上，李思明也不会弯腰去捡，因为他弯腰去捡的一刹那，他损失的时间就价值多少多少万！
“我从小到大两辈子，怎么就没碰到过捡到美元这样的好事？哪怕一美元也好啊！”李思明听到这样的玩笑，却很郁闷地想。
第二百二十章 班门弄斧
在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
这是西方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但是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历史中无数历史评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资本的种种“原罪”。西方国家商业化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开始的最早，慈善活动也并非一日之功。而后来西方国家遗产税的开征，让富人们在让后代继承遗产的同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税金，而相关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税的鼓励措施，让富人们在享受减税的好处之时，又可以博得“乐善好施”的美名。这是现代的西方，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所有的西方富人们都比我们中国富人伟大。
当代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起初刚富起来的人，心里还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动将自己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捐出，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怀，而是“花钱消灾”。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并且麻烦不断的“青年德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焦点之一就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德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是老皇历了，恐怕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淡忘了，现在都到了1995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贫”，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富人们不再遮遮掩掩，他们可以花一大笔钱买名车，买别墅，可以很潇洒地给饭店的服务员一大把小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对待弱势群体“为富不仁”的“好”名声。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许多人捐钱为家乡修一条路，却不忘同时修建一个纪念碑，记载下自己的壮举和伟大事迹。还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机，慷慨地捐钱，只是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资本和不为人知的利益。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古代的那些张大善人陈老员外们，一边开着粥铺救济穷人，一边对官府充满期待，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诸如“泽被乡里”的扁额，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我们的社会里还是很有希望的，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并不求回报，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也是值得提倡的。只是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身体力气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为富不仁，或者指责某某人不讲道德，重要的是要先问自己做了些什么。
陈诚的知青联谊基金会自从1983年的夏天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工作人员，而会员也基本保持着刚成立时的状态，300人不到。这十二年以来，陈诚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然后扩大至全国，而主要出资人李思明也一再的追加捐款，那些知青们会员们比如身为私营老板的钱大海也积极捐款，甚至还有些因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来的知青朋友们，也反过来给基金会捐款，这让陈诚十分感动。
现在基金会早已不限于知青这个范围了，她的救助对象已经扩大至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但话说回来，要不是因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的资金，光有一颗慈善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诚及他的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锦旗之类的东西。最初的时候，陈诚专门腾出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将各种锦旗奖状一一“展览示众”，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级的媒体，还是地方的媒体，都有对基金会的报道，也都是不吝嘉奖，但是陈诚的基金会，除了那些接受过救助的人之外，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有原则的。
“我们是慈善基金会，不是赢利机构，更不是新闻宣传部门，况且我们又不是缺钱，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实处，让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获得帮助。”陈诚曾经这样说道。
但是，随着知青联谊基金会求助的群体数量在一天天地增长，她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青朋友热心地加入进来，踊跃捐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前下属夏天先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9月发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月给陈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的人才加入的，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