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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现有耕田1万5千亩，还要开荒5千亩左右。3月中旬桃花水下来之后，是春耕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是五连仅有的开荒的时间，否则只有秋收之后才有空余的时间。连长带着机务排和三个农工排，来到离连部很远的靠近七星河的一片漂筏甸子，先用镰刀割出事先划定好的开荒区域，然后用火烧出一大片空白区域。春天野草正是枯燥的时候，那火一点起，火借风势，烧得老高，间或一些栖息在草丛的动物纷纷避难。事先割出区域要足够大，否则引起大火就麻烦了。等火熄灭后，数台东风红拖拉机拖着犁，一遍又一遍的将地翻个底朝天，将草根从地底翻出，在白天阳光下曝晒，在春天寒夜中冻死，每隔几天再来一遍，这才可以种庄稼。当然这样的地，第一年的产量还是不高的，无法和熟地比。
李思明看着大片大片的湿地，就这么消失，心里觉得非常可惜。在大片大片的沼泽中，湿生和沼生植物主要有小叶樟、沼柳、苔草和芦苇等，其中以苔草沼泽分布最广，占沼泽总面积的85％左右，其次是芦苇沼泽。在七星河两岸芦苇荡里、成人般高的野草和小叶樟的灌木丛中，栖息这各种野生动物，是丹顶鹤、中华秋沙鹤、白头鹤、小天鹅、白枕野等等珍稀动物的天堂，而今人们没有经过它们的同意，便要夺走他们的家园，让它们无家可归。
当天晚上，李思明在灯下，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报告，题目叫《关于保护七星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建议》，在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出在七星河流域保护沼泽湿地资源的重要性，并且论述了在当前开发已经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必须停止这种无序的开荒，留下一片可以让珍稀动物栖息的湿地的必要性。
李思明不是没有想过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不过他耍了个花招，没有署名，而且字是用左手写的，他可以保证没有人可以查出是谁写的。塞入信封，便直接寄到师部。他自以为做得很聪明，却没想到这封信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3月耙地。连里所有的机械全部开到大田中，全连在地头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所有的拖拉机一字排开，在翻地耙地，那富含有机质的黑色的土地，在犁耙下翻滚，如同浪花一般美丽。东北有句俗语，说这里的土地“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看来也不是夸大之词。
4月是播种的季节。播种机早就检修好，调整好流量，拌肥机将氮肥和磷肥拌成颗料状，再和种子混装在一起，分成一袋一袋用播种机播种。播种用一台链轨拖拉机牵引三台成品字型播种机，一趟过去播幅宽十米零八。那田垄间的水沟则需要人工伺候，农工排的兄弟姐妹们，一人负责一个水沟，那一眼忘不到边田野，让人头晕目眩，知青不约而同想起一个词：一望无垠。一大早，面朝黑土背朝天，在望不到头的地里一锹一锹将沟铲平，一天也弄不好好两垄地。这头的已经回去吃过晚饭了，那头还在十里外往回赶。
十几天后，五四青年节一过，碧绿的麦芽露出尖尖，一行行伸向天边。春天是植物生长的季节，但春天很短促，在北纬47度的地方，播种期也就20多天，要拼着抢着干。北大荒的春风很厉害，伴着大风，麦播结束几乎没有休息就要播种玉米大豆，春风吹呀吹的，玉米大豆拱出了土，麦苗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往上窜。
每天傍晚收工的时候，知青都累得直不起腰。这时的知青，才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个曾经把麦苗当作韭菜的来自上海的知青，如今再也没有人有力气去嘲笑。
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苦中作乐，在边疆、在农村挥洒着汗水，并没有人退缩，在苦难的生活中，无数首饱含激情的诗篇是他们互相鼓励的动力，譬如：“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还有“要做那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雪山顶上的冰凌花，永远扎根在北大荒，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龙江”等等。
开春的时候，连队配备一台发电机，晚上的时候知青们不用再凑着煤油灯写信看书。那煤油杂质太多，靠得太近，能把白脸书生变包公。自71年的时候，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只有表现优秀的“工农兵”才可能获得考试的资格。宁卫东是农工排几个排中，干活最拼命的一个，每天干的活最多，又是最老实的一个，干活不挑不捡，那双书生的手早就磨起了泡，晚上用针挑破，第二天又照常上工。他出身知识份子家庭，在历次运动中属于坚决打倒的那一类。于是不得已，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把名字也改成了“卫东”。他很想考大学，因此他拼命表现，获得了推荐的资格，每天晚上抓紧时间复习。
宁卫东和李思明是住在一起的。每当看到宁卫东在灯下认真复习功课的身影，李思明都忍不住想提醒他，以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在这一年那位著名的白卷英雄，曾经让无数知青的上大学的梦想破灭，想想还是算了，有点希望还是不错的。
第二十三章 运动与丰收
让李思明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两天连里的气氛有点诡异，时不时能看到有人在一起小心地议论。果然，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在晚上全连的政治学习会上，新来的副指导员，在会上大声的宣读师部的命令，说是隐藏在知青中的坏份子，阴谋抵毁党中央开发北大荒的英明主张，与人民为敌，破坏“上山下乡”的正确决策，挖社会主义墙脚，连部决定追查到底，广大知青各排要认真自查，挖出坏份子。
新来的副指导员原叫徐小平，是北京曾经是某大名鼎鼎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是个政治投机份子。看见领袖给宋斌斌改了一个宋要武的名字，实在坐不住了，别人不改尚可，这小平不改可不行，急忙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东彪。过了几年，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东彪名字涉嫌效忠反党野心家，徐东彪又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改成了徐学青，表示要向“文革旗手”学习。他不知道的是，过几年他的名字又得改。徐学青在知青中的名生极不好，据说他是在别的地方因为个人作风问题，不过后台比较硬，只是被发配到五连的。来到五连，动辄上纲上线，知青们背后都管他叫“徐阎王”。
李思明意识到自己写的那份报告起作用了，只不过起着它不应该的作用，也没有太在意，要查就查去吧。可是后来的事件的发展让李思明意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事件让徐学青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可以确立自己权威的机会。徐学青先是对照材料上的笔迹，仔细查找一番，得出与师部相同结论是用左手书写的，他没有办法找出写手。于是，他以党支部的名义下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所有的知青相相互揭发，而且每个排必须找出两个“黑份子”。指导员和连长也无法阻止，据说他的后台比较硬。
这下整个连长像炸了的油锅一样，人人自危，相互差台揭发的不少，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可倒霉了，因为他们是最好的靶子，是最有可能“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
农工一排作为五连的一部份，当然也要“推选”出两位“黑份子”，排长赵山河有点为难，全排知青中，出身不好的只有宁卫东一人，而其他知青都是“又红又专”有阶级觉悟的大好青年，这另外一个名额可不好选，选谁都不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都是知根知底的。
在排政治学习会上，赵山河索性将难题抛开，让大家讨论，“我将问题摊开，到时选上谁不能怨我。”赵山河这样想的。
底下一片沉默，谁愿意当那个典型啊。政治上有污点，在那年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问题交待不清楚，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上学、入党、提干、参军或者好的工作环境那就别想了，令人恐惧的要属批斗会了，生理人、精神上的折磨可以把人弄得死去活来，如同行尸走肉。
李思明现在非常后悔，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引起这么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他未想到的，真是幼稚啊，来到这个时代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将政治当作一回事，这么多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
“排长，这个，我看我们排的同志，都是好样的，在政治上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批林反修的道路上都能坚定地和中央文件精神站在一起。”李思明在政治学习会上，从不主动发言，但是今天他不得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