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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资本总是很敏感，尤其是香港这个商业社会。
李思明和小刀两人在广州逛了两天，品尝了一下大街小巷的各种小吃，连野味也尝了不少，俗话说吃在广东，这句话说的没错。两天后，他们就离开广州去了深圳。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80年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打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与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出现在工地上。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一条条马路。“深圳速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
只有基础建设跟得上，才能吸引到外商来投资谈合作，要想富先修路，也是这个时期喊起的。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在酝酿建立特区时，中央首长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深圳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小刀，看到眼前的一切，你有什么感想？”李思明问道。
“感想倒是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这里看上去挺红火的，这里的人就像老家农村修水利时搞得大会战似的。”小刀道。
“你是这什么比喻啊！不过你说得也对，对深圳人来说是个大会战，对于我来说，我看到希望，希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李思明指着前面的工地道。
“我们就在这留下来？”小刀看着那些载重上车，因为运送着泥沙弄得尘土飞扬的大街，有些怀疑。
“当然不是现在，不过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来的。我要让这里成为我的事业崛起的地方。”李思明站在一高处自信地说到。
“那我们是不是还按照计划去香港？”小刀问道。
“香港怎么了？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人，去香港怕什么？”李思明说道。
“那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听说这里有不少人偷逃到香港去了，我听说前些年有许多人被抓了回来关牢里头了。”小刀担心的说道。
深圳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最高首长的视野。首长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老乡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帅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他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他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
直到10天后他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深圳的第一书记。不久，吴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首长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咱们又不是叛逃，我说你怕什么，怕香港花花世界的美女吃了你？”李思明开玩笑道。
“那当然不是，我总觉得我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咱们从部队转业不久，保密条例还没忘。去香港总觉得不对。”小刀说道。
“你这个小教条主义者，思想还这么不解放，去一趟香港，就是叛变投敌了？我看等你想通了，你孙子都有了，你啥都不要想，跟着我，我还真怕你被香港女人给吃了呢！”李思明觉得小刀的想法很好笑，上下打量了小刀一番，“你还别说，像你这样的男人，在香港还真是太稀少了！”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跟着你。不过，明哥，你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我能犯什么错误？你给我说清楚。”李思明停下了脚步，扭头问道。
“当然是生活作风问题，你已经有未婚妻了！”小刀认真地解释道。
“夏天同志，谢谢你的提醒！我要是想另寻新欢，一定会提前通知你。”李思明挠挠头，气七窍生烟，扭头加快了脚步，小刀在后面追着。
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但却是一边一个世界，一边是繁华一边是贫穷，一边是先进一边是落后。浅浅的一条河却挡不住时代的步伐，两边的中国人开始试着接触交流起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这条河也就成了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改革开放之前，无数的人站在深圳河的北岸向梦想中的天堂眺望。但是一位海外朋友对那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吴书记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资本是敏感的一种东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资本本能的反应。
这话促使深圳特区有关的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某位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罗湖口岸是深圳最早的口岸，以前叫做九龙海关旅检处，当时只有几间小矮房，过境手续比较复杂，过境查验速度非常缓慢，在狭长的过境大桥上到处都是肩挑背扛、拎着大包小包、一脸焦急等待的人们。现在新的通关建筑建了起来，但是手续仍然很复杂，李思明和小刀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打量着向南或向北的人群。向南的人大多空着手，而从香港过来的人却大多大包小包的，检查时，里面装着大多是在内地紧俏的日用品，大到彩电，小到油盐，这些在内地需要凭票供应，服装最多。
通关时的工作人员很是认真，脸上却带着不耐烦的情绪，手续不妥的多半被刁难，带了违禁品一律被没收，李思明怀疑这些所谓违禁品的下场是不是进了某人的腰包。李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