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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变幻让人应接不暇。十年一瞬，当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中国托派却指责中共为投降，这等于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加给托派取消主义的大帽子回敬给了中共。中国托派的书生气可爱之极，他们在理论的圈子中打转而不能自拔，无视现实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当年他们为“国民会议”辩白说那是一时的策略，而今天却不能理解中共历经磨难到达陕北后的艰难时势和放弃阶级斗争、愿意改编红军、承认国民党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深远的策略性质，也无怪乎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指托派为“国特”而此时又骂他们是“汉奸”了。（诚然，中国托派重要成员中确有后来投靠国民党和日伪的事实，但不能依此对整个托派定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中共中高级领导的叛变例如总书记向忠发就对整个中共组织进行攻击一样，事实上，中国托派也是积极主张并亲身参与抗日的，如给鲁迅写信的陈仲山就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大致说来，中国托派除了大革命前后尚能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联外，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一直在中国社会迅疾的变革后面喋喋不休地发表那些早已陷入经院式的高头讲章和教条式的空谈理论。王凡西后来才认识到中共联蒋抗日“只限于策略性的纵横捭阖”“未达到改变战略方向的程度”。（《双山回忆录》，P300）的确，在那种复杂的局势下，面对国共十年来结下的深仇大恨及第一次合作的血的教训，一眼能穿透者确实不多，鲁迅当年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不难理解；在后来延安批判“托派”王实味时，王在批斗会上就说他看到《八一宣言》时还认为和托派的“国民会议”主张差不多（温济泽《斗争日记》，载《解放日报》，1942。6。28。）
多灾多难的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内部再陷分裂。他们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以后难有作为，而中共的胜利更使他们目瞪口呆！此时中国托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只能进行理论的思索了，他们决定撤退到海外，王凡西开始了后半生的异域生涯，郑超麟则坚持留在祖国，而等待他的是二十多年的牢狱。这里可以看出两人的个性差异，也可证郑超麟何以回忆录仅写到一九三一年，因为整个红色的二十年代有着他纯真的理想在闪光，而此后的中国托派内部纷争和苦难给予他的是难以言说的创痛，他的坚执多于反思一样让人钦佩。但王凡西反思多于执著，天涯孤鸿，依然著述不断，在思想的高地上穿行，给我们多了一分思考，增叠了一份清明。
也许更让中国托派难堪的是，峰回路转，他们当年为之苦苦争执为之付出沉痛代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对于中共，中国托派们也许会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他们恐怕再也不会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这是中国托派曾持有的一个流行意见，参见《双山回忆录》，P94），中国托派二三十年代的纯美理想由他们的对立者在五十年代付诸了实施。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托派与中共殊途而同归，确是精深的见解。
中国托派（自然包括王凡西、郑超麟）的反思，就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大体上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们过于专注于二十年代与中共的分歧与争执，强调自己当时支持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意见的正确性，而对于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文革”浩劫缺乏深刻的追问。他们如同对待斯大林主义一样，过多地从体制上对专制独裁进行批判，可以说这是舍本逐末，他们无法也不愿从更深的理论范式上加以解剖，这与当今我们理论界的反思即把一切历史曲折都简单地归之于“左”的根源有相同之处。同时，中国托派的思考更多地关注党内特别是高层斗争（也如对待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一样），而较少地俯视中国大地上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其他阶级自然包括大量知识分子的灾难。其实，凝视内部斗争（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的悲惨遭遇），不管其时打着什么样的招牌，恐怕都没有越出古人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专制社会的老例，而其他“阶级”的苦难更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有惊人的循环，但历史不能够重写。如果作一个大胆假设的话，若按照中国托派的理论预设，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我愿意把“文革”看作是这一运动的极端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演示）可能会来得更早来得更猛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托派是“左”（引号为笔者所加）派反对派完全是合适的，至此，中国托派反思的局限我们也不难理解了。
沧海横流，历史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人们也会更理性地对待过往的是是非非。作为本世纪前半叶的托派史事，该是以澄明的理性对待的时候了，对那些曾领风骚、命运沉浮的中国托派，我们也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以品评。早在一九七九年，当年一网打尽的中国托派全部释放，这是一个来得还算及时的信号，苏联也为包括中国托派的祖宗托洛茨基在内的大量斯大林时代的蒙冤者平反，人们注意到在新版的《毛选》及相关的文献上对关系到托派人物事件的注释中也有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较为客观的说法。一切似乎都像久冻的冰层一样在一点一点地慢慢融化，可是，隐而不出的历史却还是不断地给人们的判断带来错讹，像鲁迅晚年对托派的斥责（包括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关于《子夜》创作动机的回忆中明显的悖于史实（郑超麟已有指谬，可参考《怀旧集》，P185，东方出版社，1995。）等诸多学术课题都会因中国托派真实的背景的凸现有新的评判——可惜的是，无人（或许我孤陋寡闻）开垦这一领地。
我们有理由期盼着冰雪消融后的水一样澄明的日子尽早到来。
一九九八年夏，郑超麟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是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离世的，报纸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据说在追悼会上人们没有见到一幅挽联……。斯人已逝，中国托派的幸存者恐怕微乎其微了，这样不由得又让人想起远在英伦的王凡西，他也许是硕果仅存的了。
还是郑州那位热心的读者，在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王文元（即王凡西——本文作者注）躺在病床上，年迈的活的历史似应争分夺秒抢救之。”是的，客居英伦的王凡西晚景凄凉，据说，风烛残年的他是在一位英国汉学家的关心下才得以住进一家养老院的。就在去年底王凡西让人代笔答复笔者问询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手颤抖得厉害，所以不能亲自执笔。所幸的是王凡西近半个世纪海外生涯中一直著述不辍，在海外有不少著作出版，还有未刊的大量日记。我想，所有这些都会为那一个时代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见证。
时代在前进，禁区在不断地被打破，逝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在当下的生活中闪光，那旷远的历史尘烟中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显得清晰、鲜明。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