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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不”。朱可夫提出异议。“还得等一等。12月将召开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多，从任务来看，会议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又说：
“我们听说斯大林将亲自参加会议。总参谋长将作关于一年来战斗和战役训练总结的主要报告。步兵总监、军训部长、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将作补充报告。几个军区司令员将就战役法和战术问题发言。我要作的报告谈的是主要问题，叫作《论现代进攻战役的性质》。我很清楚，你在总参军事学院呆了四年，当过学员，也当过教员……我猜想你随身带来了学院的研究成果吧？”
“带来了，司令员同志。”
“那好，”朱可夫很兴奋，“你帮我起草报告吧。”
于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开始兴致勃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切都应以考虑现实可能为基础。德国人在西方获得胜利，靠的是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兵、摩托化兵和航空兵，这些胜利迫使人们想到很多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那样的大机械化战役军团①。我们的机械化军还处在组建阶段。而战争却可能在任何一分钟爆发。我们不能立足于一年半到两年之后我们才会具备的条件去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应该指望我各边境军区今天所拥有的力量……
①苏军将集团军（区舰队）称为战役军团；方面军（集团军群、舰队、航空队）称为战役战略军团，军称为战役战术军团（或高级战术兵团）。——译者注。
“我们一起考虑吧。如果有问题，就不客气地找我。你可以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要走任何参谋人员去帮助你。明天就开始工作。”
“明天是星期天……”
“有什么办法呢！星期天不是给我们的，而我们却是给星期天的。”朱可夫打趣道。
向司令员告辞后，我就去见军区参谋长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尔卡耶夫①中将。在此之前我没见过他，但我听说他是一位能干而有学问的将军。他精通德语和法语。不久前才从德国当武官回来。我也知道他生平中的一些细节。他生于原辛比尔斯克省一个工人家庭，莫尔多瓦族。毕业于实科中学②。当时，这对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小伙子来说是难得的幸运。1915年他进了准尉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被直接派到前线。十月革命时立即投向布尔什维克，志愿参加了红军，并于1919年入党。在反对高尔察克的战斗中曾指挥过团，被授予红旗勋章。普尔卡耶夫的职务升得不算太快，但他在1931年就已领导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了。同事们认为他有些冷漠，但由于性格稳重，学识渊博，大家都很尊敬他。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司令部工作的行家，特别精通军队勤务和组织动员工作。
①普尔卡耶夫（1894—1953），苏军大将（1944）。1945年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时任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译者注。
②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种普通中学。这种中学不教授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只教授现代语言，并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译者注。
普尔卡耶夫将军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看上去比他的年龄略大些。大脑袋上长着浓密的黑发，有一张颧骨突出的、刚毅的脸，深棕色的大眼睛，总是透过夹鼻眼镜的厚镜片严厉地凝视交谈者。
他平淡而沉静地迎接了我。谈话显得非常拘谨。当我自我介绍并向他报告从朱可夫那里受领了任务后，普尔卡耶夫给鲁布佐夫少将打了电话，要他考虑一下可以调哪些参谋来协助我，并立即在作战部里给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鲁布佐夫很快就友好地紧紧拥抱了我。他立即对我如何安置住所表示关心，吩咐拨给我一间工作室，并发给我军区司令部长期出入证。
我毫不迟延地着手工作。到军区实习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富有经验的骑兵B·B·伊万诺夫中校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过着单身生活，象俗话说的那样起早摸黑地工作。我和伊万诺夫很快就胜任了这一任务。在报告上花了很大力气的司令员，对我们的勤奋很满意。9月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作了最后修改和补充，把材料交给我，说：
“打印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另外你也要准备起身了，再过三天第12集团军将开始举行首长司令部演习。我想到那里去一趟。你跟我一起走。我把你介绍给集团军司令员，你可以在演习过程中熟悉一下你将要去工作的司令部。”
3．在集团军司令部
第12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德罗戈贝奇以西森林里。集团军领率机关的指挥员们在一个大帐篷旁站好了队。森林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口令：“立正！”只见一个军容整齐的将军迈着正步迎着朱可夫走来。他用宏亮的声音作了报告。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员菲利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帕鲁西诺夫中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默默向他伸出了手，用不高的声音向指挥员们问了好。
“我给您带援军来了。”他对帕鲁西诺夫说，并指了指我。
“您的新作战处长。”
将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们默默地握了手。他比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笔直，自豪地仰着漂亮的、长着浓密黑发的头。他的整个外貌给人某种特别高雅的感觉。白白净净的脸，两道弯弯的黑色细眉，小凸骨鼻子，用刷子梳理过的小黑胡子……显得举止潇洒，而且过分讲究礼仪。
有人告诉过我，帕鲁西诺夫才智过人，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但他的不太高的军事理论素养也时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师副师长的职务。1938年他开始得到迅速提升。现在已当上集团军司令员了。
朱可夫对演习的企图很感兴趣。大家走进挂满地图和要图的帐篷。朱可夫起初不插话地听集团军司令员报告，但后来提出了异议。争执的起因是突破地段应配置多少坦克和炮兵的问题。
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应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门火炮、十五至二十辆坦克。但是西班牙和卡累利阿地峡的作战经验表明，这样的密度已经明显不够，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帕鲁西诺夫却不想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这种新密度是凭空想象的，实际上不可能建立。他打算按照原来的规定进攻。
朱可夫冷静地听完了自己反对者的意见，然后轻易而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他的全部论点。
“我们应该学会同聪明而强大的敌人打仗。只靠喊‘乌拉’是无法制服它的。”
军区司令员要求在突破地段建立较大的炮兵和坦克密度。他还对演习的组织问题提出了其他重要意见。
朱可夫走后，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来到我跟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微笑着。
“到我那儿去，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聊聊。”
我同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是老相识。二十年代，我曾相当长时间指挥过亚美尼亚步兵师的列宁纳坎骑兵团。当时阿鲁沙尼扬是该师驻埃里温步兵第1团的团属学校校长。
尽管巴格拉特年轻，但他堪称为最有前途的指挥员之一。
他升得很快。193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时功勋卓著。现在已是最重要的边境军区集团军参谋长了。他是十分能干、聪明的人，那样快的提升并未冲昏他的头脑。
将军带我去的再个小土窖，潮湿而又不舒适。大水滴不时从顶棚掉下来。将军把一小张纸揉成一团，擦掉桌上的水，指着一张行军椅说：
“请坐。”
一个年轻而穿戴整齐的中尉轻轻走进掩体。看来是刚从军校毕业的。他的机灵而绯红的脸上显出了准备立即去执行任何命令（不管这一命令有多么困难和危险）的神色。
“瓦夏，”将军指了指桌子，“想办法搞点什么来。”
中尉的脸色一下子显得有点暗淡了。他迟疑地答了声：
“是！”不慌不忙走出了土窖。
“小伙子挺好吧？”将军问。
“是的，挺讨人喜欢。假如他不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的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指挥员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鲁沙尼扬反驳说。“许多副官的名字同他们首长的名字一样是用金字写进历史的。您只要想想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