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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陆军司令本人却坐到秘密警察对面受审，该是何等的窝囊。
两次审讯均无结果。这时，已被查清没有鸡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从居民户口中找到与冯·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骑兵上尉冯·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费迪南德街２１号。骑兵上尉被捕，他对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他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号账户上提的款。
其实，按照揭发人交待的地址核实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况且弗立契大将的经济状况不致于拖了八个月才付清另一半讹诈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这一案件，才使他们狗一详的嗅觉失灵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
正式审讯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陷于被动，他担心自己会被国防军骂个狗血喷头。海德里希连声叫苦，生怕丢了脑袋。他们看到陆军军官团结起来，想砸烂保安处的权力，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成了军人们的支持者。
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
卡纳里斯口授道：
一、郑重明确地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
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考虑应该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长）、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陆军参谋长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档了事。将军的举动，应了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的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经过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冲击，国防军元气大损，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这时德军正向奥地利进军，正是用人之际，“公正”的希特勒宣布为冯·弗立契平反，任命他为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进攻波兰首都华沙时阵亡。
希姆莱丢了丑，他对自己属下的无能表示愤慨。他声称，他是庸碌无能官员的受害者。这一阶段，他对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态度非常谨慎，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公开场合自不必说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很难说谁是赢家。陆军损兵折将，党卫队、盖世太保名声大坏。从此，两败俱伤的对头结下了宿怨。卡纳里斯的那份“建议要求”的内容深深地印进希姆莱的脑子里，以至后来给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带来的厄运也与此不无关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决定开始灭亡波兰的行动。他在２２日萨尔斯堡的国防军将领会议上说：“在进军波兰中，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喝采的事情。因此，我不想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去执行。”
这位独裁者责成党卫队全国领袖组织特别行动队，跟在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的身后，随时消灭遇到的一切波兰上层人物。在这之前，每占领一个地方，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吞并奥地利时，海德里希的特别队就随军前进。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时， 特别行动队也大打出手， 以致海德里希获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美称”。
海德里希在几天内便组成了五支由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参加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配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遗队组成。尾随一个陆军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团行动。队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
这五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和尾随的部队分别是：
第一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施特雷肯巴慧，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纽伦堡方向进军。
第二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台费尔博士，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击，直抵维斯杜拉河。
第三特别行动队，领导入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跟随约翰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
第四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跟随古斯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向莫德林方向突击。
第五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旗队长思助特·达姆佐，跟随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海德里希的“行刑部队”按规定要接受战区内的陆军领导，但他的行动却是受中央保安局的指挥。因而这个受双向领导的部队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保安局交给的使命，一方面又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了解他们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的军法审判对他们每个人同样有效。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尽量避开陆军将领的关注，把真正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消灭波兰上层人物的任务隐瞒起来，以致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给特别行动队的命令中有这样的任务内容：
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的重要材料等。
可见，在作战部队中，士兵，包括将领们暂时还不了解他们的尾巴部队的真实任务。隐瞒不可能长久，只要特别行动队一开始杀害波兰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军队就会醒悟过来。那时军队肯定会恼怒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个党卫队领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向陆军宣言，说这是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不能不执行；要么就隐瞒事实上报本无法隐瞒的真象。
狡猾的希姆莱向将军们暗示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言外之意，他的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了同陆军的冲突，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致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的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人员，以致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自采取的独断专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明白了特遗队的真正使命。９月７日，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向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说，党卫队的领袖们每天以枪毙两百名波兰人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多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卡纳里斯怀着忧虑的心情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
在人们的眼睛里，武装部队成了特别行动队的同谋，至少对他们是姑息的。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这两支部队都是希特勒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只不过警察、党卫队比武装部队更凶残一些。
特别行动队在消灭波兰上层时是“不讲阶级”的。他们把教师、医生、公务员、教士、地主和商人统统抓起来，关进接收营，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处死。希特勒的目的再明了不过，消灭波兰任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头排人物，或可能成为这些领域里领导人的人。
一次接一次地大规模屠杀，使波兰民族精英受到沉重打击。在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曾自豪地宣称：“被占领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希特勒对如此巨大的功绩很满意但不满足，他说道：
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他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有那个被他看来非常庞大的百分之三。
武装部队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后，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指示军人们负责社会治安，并向波兰居民发布了安民告示，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