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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１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６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进去？”母亲含着眼泪安慰说：“再等一会儿，快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奶扔和爷爷去的地方了。我们要先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去……”小姑娘安静不下来，她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她的母亲害怕这会激怒党卫队来毒打孩子，于是就说：“我们还要跳会儿舞，然后再到奶奶那里去。”小姑娘开姑跳起舞来，妇女和孩子们围住了在毒气室门口高兴地跳卡德里尔舞的小姑娘。一些党卫队员对这种身体的旋转感到惊奇，于是也看着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跳完，一个党卫队军官就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叫喊一声：“这不是剧场！”随即命令她们进毒气室。纯真的小姑娘瞪着惊恐的服睛，隈依着母亲，满怀不解地走进了毒气室。在场的活下来的人都清楚记得那是１９４４年夏季发生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事情。
１９４４年，集中营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法国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患有湿疹和淋巴炎症。他们饥肠辘辘，衣着褴褛，许多人干脆光着脚。在华沙起义期间，集中营运来了—批波兰孩子，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六岁。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特别木棚里。这一时期，开始把囚犯运到德国去做工。所以，就由孩子门来干重活。这时，还从匈牙利开来了—长列装有犹太孩子的军车。他们被迫和波兰孩子一起干重活：用两轮车从—个集中营往另—个集中营运送煤、木柴和其它重物。在毁平集中营的时期，他们还干拆掉囚舍的活儿。这些孩子在集中营中一直干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第五节 医学试验
用犯人做试验品 传染病试验 绝育试验 犹大族头盖骨的研究 用人皮做装饰品高空试验 冷冻试验
要完整他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入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大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大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
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蜡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