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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您的服从军令和军人教育的经验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1917年和1918年战争后期的帝国海军哗变主要地不是发生在鱼雷艇、潜水艇和扫雷艇那样的小型舰艇上，而是发生在配备有一千至两千名船员的实力强大的大型战斗舰上。这一事实已经指明了可能出现抗拒命令的违反纪律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些军舰上的军官同数目如此庞大的下级军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个人联系。正是这种个人联系对于人们的团结一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个人联系愈紧密，那末，这个团体就愈经得起考验，内部力量就愈强大。
表明人们相互关系的这种价值及其重要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家庭。正是由于家庭成员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一般地说，家庭是人们彼此之间最能持久、最有抵抗力的团体。
对于军人来说，正确的原则应是：一支部队即一个军人团体的精神上的团结愈紧密，它的战斗力就愈强大。
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军人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级必须是下级的榜样，这并不是靠他的军衔高，而是在于他的行动，在于他给下级作出的范例。这里首先是上级要对下级开诚相见。
若是下级还不能确信他的上级对他是真诚的，那末双方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其次是，上级对任何一个下级的评价、器重和处理都不应依据他的军阶，而应依据他实际表现出来的品德、才能和贡献。再次就是要使下级感到，他的上级决不会要求他去做那些若是他自己处在下级的地位也不会去做的事，比如说，不会公开地要求他在战争中作出流血牺牲。如果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那末下级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即上级给他的命令都是必要的，他必须牢记军人的服役—目的，尽心竭力地去完成保卫集体、保卫人民、保卫祖国和民族的任务。这样，在这个军人团体中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军人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形成一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信念，就是相信还有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为拯救他人或保护他人而贡献个人的一切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不论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会怎样变更，这种个人的英勇行为将永远属于人类最高尚的品德。
一个军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才不愧为一个真正 的军人。如果缺少这种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人精神，光靠掌握 武器、才能和训练，那是不够的。
1918年以后，我们当上级的就是这样试着做的。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取得了成效。
德国海军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履行了军人的义务，直到 1945年5 月战争结束为止。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 由于德国海军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在战争的最后 几个月——直到1945年5 月初停战为止，总共有两百多万伤 员、难民和士兵从波罗的海渡海运到西方而得救。
此外，1943年5 月，在主要由于短波雷达测位仪的出现 而结束了卓有成效的潜艇战之后，德国潜艇还不得不继续战 斗，因为它们把敌人方面丝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战力量牵 制住了，不然的话，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压到德国本土上来。譬 如说，敌人满载炸弹的飞机将会直接飞到德国，使可怜的德国 平民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而在潜艇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敌 人的大批飞机就必须同往常一样地在各个海域进行侦察并投 入反潜艇的战斗。1943年5 月以后的这种潜艇战，对于德国 潜艇部队来说，是一条牺牲的道路，这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精 神自觉自愿行进的一条道路。 在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大西洋战争》第5 页中这样写 道：“德国潜艇军纪严明、卓有成效地一直战斗到最后，没有丝 毫松懈，在危险面前也没有丝毫犹豫。”
丘吉尔也在他的回忆录第6 卷第474 页关于德国潜艇部 队的最后结束部分用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德国的顽强抵抗精 神，这就是德国潜艇部队的惊人的气魄。”
德国海军军官就这样在1918年帝国海军发生哗变之后 完成了把海军教育成为一支富于友谊精神和纪律严明的强大 的武装部队。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表现是堪称模范的。
五、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担任过哪些职务？
六、这些职务对您的发展和您以后的生涯有什么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主要担任过下列职务：
1919年7 月我从俘虏营归来之后，自1920年春至1923年3 月担任鱼雷艇指挥官。
过去，我在黑海时对俄国鱼雷艇的战术和效能的了解，以及1916—1918年间我担任潜艇驾驶员时受到英国鱼雷艇对 潜艇的攻击的亲身体验，现在，到了和平时期，都要我亲自在 战术和武器上来加以实施了。
继这段鱼雷艇上的生活之后，自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我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助理。那时我成天忙于制订纪律 条令、处理武装部队的内部政治问题、参与修订军队惩处法附 则，并且还得为这些任务同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 机构打交道。这就同我过去在前线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派我来当助理，以便在这 里能将前线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上述条令和相应的决 定能够真正切合前线的情况。
不用说，在海军总司令部的这项不同于我以往军人生涯的工作对于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我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上担任了一年导航军官。这真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航海、领航、战术演习。此外，我所服役的这艘军舰的全体船员都具有团结、活泼的精神。那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年轻的水手对于自己的军舰在共同演习中所取得的成绩跟指挥官本人一样感到高兴。
此后，1928年10月，我被任命为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个舰队有四艘新的鱼雷艇，船员全是新配备的。接着就是历时两年的坚持不懈的训练、战术演习、火炮和鱼雷射击练习、舰队联合演习、人员的训导以及对航海和战术的指导等项工作和职务。对于我日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来说，在此以前，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当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一军事领导职务使我受益更多的了。
从1930年秋开始，我当了四年的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军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处长。这就是我所担任的工作的全部情况。在此以前，我曾于1923年受过当时任教育督察的雷德尔海军少将（即后来的海军元帅和海军总司令）的海军参谋部参谋军官的训练。在威廉港与海军参谋处大约四十名军官和职员共事的这四年，确实是一段工作繁忙的时期。
1934年9 月，我当上了‘埃姆登号’巡洋舰的舰长，接着乘坐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驶往锡兰①和印度南部，然后经地中海返航。
① 现名斯里兰卡共和国。——译者。
把1918—1935年这段时期概括起来，就是：我所担任的职务具有很大的多方面性。我还相应地担任过许多得由我来领导的独立的职务。
不论是随同“埃姆登号”巡洋舰和作为鱼雷艇艇长，或是随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以及作为小舰队指挥官，我都经常驻在国外。此外，我还曾在1933年对荷属印度①和锡兰进行过一次私人的国外旅行。这种旅行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例行要给予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的。这一年他选中了我。
①荷属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者。
七、1935年夏，海军总司令怎么会把建设德国新潜艇部队的任务委托给您的？
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的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 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 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