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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人都被抓起来了。
现在德国在阿根廷和周围邻国的间谍活动的整副担子落到了贝克尔的肩上。轻松的时日过去了，真正的间谍活动开始了。
贝克尔毫不气馁，他把他的红组里面剩下的人组织起来。如果有人被捕，或者在他认为受到怀疑，他就另外派人顶替。比如，他让前罗马尼亚皇家的一名使馆参赞顶替拜尔公司的那个广告员。他找到了一位新的缩微照相师。他转移了资金。一九四四年年中的一天上午，他将部分特务召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迈普街于伊克饭店和他一起开会。
“比索花完了，现在需要把美元兑换出去，”他对他们说， “我已经兑换了一部分，可是我不想再去亲自做这种事情。这份报纸里面有二千美元。如果你们用一美元兑换三比索（官方汇率是一比四），那也可以。但不要一下子换完，最好多跑几个地方。我下午一点在科列思特斯和迈普街等侯你们——千万多加小心。”
美钞是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一张的。特务们全都换成了比索，贝克尔感到满意，他又给他们四千五百美元去兑换。
这笔钱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特务的报酬。技术组第二把手塞罗斯每月领取的比索相当于五百美元。普通特务大约三百美元。一部分用作间谍失业救济金：当一个特务被捕后，贝克尔给他的家属发钱，以便维持生活。另外的基金用来支付这个间谍网的七辆小汽车，两艘小艇和打字员的开销，还要付几处公寓，寄宿处和办事处的房租。此外一部分现钱大概用来支付制造假证件所需的费用和收买情报的贿赂钱。但是花钱最多的还是技术组。技术组不仅经常购买昂贵的设备来安装三十三台发报机和二十七台收报机，定做木箱来运输和隐藏这些机器，而且购买和租赁农场也需要花相当多的钱。乌特青格尔估计，打从这个间谍网开始活动时起，花掉的比索相当于六万二千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通讯联络消耗掉了这个间谍网的许多精力。幸运的是，这个间谍网有乌特青格尔这个格外能干的领导。他知道自己的特长，熟悉自己的部下，他仔细地挑选他们，把他们分成许多小组，各个小组除了自己的直接上级之外，互不联系，互不认识，他自己有好几个化名，无数假证件，几部小汽车，还有几处住地。
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不久，乌特青格尔命令将藏在格里科农场的那台发报机拆掉，搬到圣米格尔附近一个名叫米卡普里丘的农场，这个农场是乌特青格尔租下来备用的。
在厨房的地下，德国人挖了一个地窖，把发报机藏在里面。
道厄到达后，乌特青格尔交给他两三封五位数一组的电报，让他发出去。然而，这一次乌特青格尔告诉他，如果他连续一两分钟发出Ｖ这个字母（这样做是为了使报务员熟练熟练指法，使收报的那一方调准频率，同他取得联系）之后还没有得到答复，那么他在当天就不能再呼叫了，而要再等两三天。道厄认为这将妨碍无线电定向联系。道厄在那个星期未能同德国取得联系，乌特青格尔把电报拿走了，大概是交给另一个报务员发去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这个间谍网在圣胡斯托附近又租了一个农场，和圣米格尔一样，圣胡斯托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部。道厄和乌特青格尔在餐室里安装了一部两英尺高的电台。乌特青格尔带来了十五封电报，要求道厄在几天之内发出去。他还告诉道厄，他们不能再见面了；另一个特务将把电报交给他。阿根廷政府的搜捕使这个间谍网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塞罗斯现在主要是把电文送给道厄，让他译成密码发出去。道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或郊区的几个不同地方，而且常常是在街道的拐角处同他会面的。他在指定的时间发报，频率是；下午五点半，11，550 千赫；六点十分，11，130 千赫；六点四十分，10，400 千赫，等等。对方电台的频率总是10，600 千赫。有一次他把一台发报机搬到另一个农场，在那里发了二十封电报。快到六月底的时候，乌特青格尔告诉他，他现在负责无线电发报。于是道厄常常戴上耳机，检查其他特务的发报。
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都是通过无线电发回去的。贝克尔手下的四个人在西班牙船上找到一些水手，这些水手帮助他们把信件捎到西班牙，然后根据掩护地址从西班牙把它们寄到德国。四个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多·维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酒巴间工作，西班牙船员常常光临这个酒巴间。
另外一个人是巴托洛梅·米特雷街圣米格尔教堂的神父，名叫阿尔弗雷多·费尔南德斯，曾经在西班牙同佛朗哥作战。
他经常把信件（包括微粒信件）交给西班牙水手。有一次，一个特务交给他一块手表，里面藏有微型胶卷，这块手表要送到西班牙。费尔南德斯神父把它交给维拉，让维拉再交给一位水手。
贝克尔害怕还会进行逮捕，要求德国再派给他两个电报员，再送一些钱来。他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派遣“帕西姆”号小艇，送来了布尔克哈尔特和夏特赖恩，一个是电报专家，一个是缩微摄影专家，两人随身带来了钱和可以换成钱的药品。
就在那个月的月底，贝克尔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有一天，道厄发现圣胡斯托农场门前有两个人，另有一天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门前。过了一会儿，为了尽量避开发报机这个罪证，道厄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从农场来的女仆路易莎·马铁斯一起住在萨皮奥拉一四五一号房子里。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当他到农场去发报的时候，他嘱咐路易莎，如果发生可疑情况，就把他那只黄箱子里的文件烧掉或藏起来，因为他觉得他随时可能被捕。下午六点半，正当他坐在发报机旁发报的时候，警察闯进来把他逮捕了。
其他人也跟着被捕了。在八月份的几个星期里；乌特青格尔、塞罗斯、夏特赖恩、布尔克哈尔特和其他许多人被抓起来了。几十部电台、缩微照相设备和三部密码机（显然是大使馆留下的）被没收。这个间谍网差点被一网打尽。但贝克尔漏网了，费尔南德斯，酒巴间招待维拉和其他几个人也逃出去了。
贝克尔现在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逃避警察的追捕。
他总是租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在那里住上几个月，不等期满就离开，他甚至常常把贵重的东西留在房子里。如果有哪个知道他的下落的人被捕，另一个人会通知他。他让自己的一个特务替他买来《新闻报》和《民族报》，他把报上出租住房的分类广告剪下来，交给这个特务，希望这个特务去看看房子。这个特务在图库曼街六七二号门牌二号公寓二楼找到了一套有两间寝室的房间。与贝克尔认识的一个德国妇女把这套房子租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贝克尔将住在其中的一间寝室里。这个特务叫一辆出租汽车把贝克尔送到这座公寓；他没有带衣服，而是让那位妇女今天一件明天一件地给他买新衣服穿。
他很少离开这座公寓，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出门。他只有同特务会面时才出门，不过也要等到晚上十点以后。送他到这里来的那个特务每星期来看他两次，而且总是在晚上六点四十五分以后来，因为到这时候，那个德国妇女也呆在家里，公寓的招待就不会怀疑另外有一个人住在这套房子里。
这个特务总是先按一下长铃，三下短铃，停一会儿后又按两下短铃。
贝克尔几乎总是事先把要交给这个特务的信件准备好。
每封信用一个信封，他在信封上签上字，然后再把所有的信封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如果他需要写回信，就马上用轻便打字机打一封，或者由他口授，让那位德国妇女记下。
寄给德国的信，总是先交给维拉，外加一笔钱，通常是五十至一百比索（十二·五美元至二十五美元），让维拉付给那位西班牙水手，作为让他把信带到大西洋彼岸的报酬。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维拉没有把钱交给水手，而是自己花掉了，把信往自己家里的小壁橱里一塞。一九四五年二月，当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们发现费尔南德斯神父交给他的那块手表，以及贝克尔致“特奥”的打印信件，“特奥”是他在德国的上级：德国保安总局六司（英美司）司长、党卫队上校特奥多尔·佩夫根。由于维拉的贪婪，贝克尔的勇敢而富有理想的工作大部分遭到了失败。
和维拉一样，费尔南德斯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