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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时分，他醒来一次，到军官食堂吃点东西，出一份只有四、五页最重要的新情报的所谓《报告清样》，然后准备下午参加集团军群情报官格斯多夫在他自己办公室里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会议下午四点开始，有时持续三个小时。在会上，各专业侦察机构领导人提交他们的通讯侦察结果，并且进行比较。讨论常常是很有生气的。内布只好完全依靠自己来提供通讯情报，无法求助于任何其他情报来源。大约六点或六点半，有时是七点，他回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抽空睡一会儿觉。
有时候，内布不去睡觉，而是去上课或者教课，因为他认识到，对他和上同一个班次的其他人来说，天一黑就想睡几个小时的觉是划不来的。他还为未来的密码分析员准备测验题目，在这段时间内，为了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他对一千五百多人进行了测验。 他曾两次在睡梦中打电话报告情报，他醒来时记不清这件事，但别人告诉他了——他发现报告的情况是正确的，方才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在他的电话机上接上一台钢丝录音机。
通讯情报的产生，是从情报官布置任务开始的。有时候这只是要求提供笼统的情报，有时则要求提供具体的情报，，比如关于炮兵或装甲部队的情报。通讯侦察指挥官布置所属各单位获取他为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原材料。在西线，比较高级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巴龙·冯·厄尔上校（说他“比较高级”，是因为他领导着两个通讯侦察团），干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英美部队的情报。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前，他手下的第十二通讯侦察营，集中收听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同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后，他让设在奥伊斯基申的第三固定截收站的十部接收机转收英国的无线电通讯。他让两个固定截收站分担收听英军无线电通讯的任务，一个是设在马利港的第二固定截收站，它专门收听四千五百至七千五百千赫的广播，另外尽可能地收听七千五百至一万千赫的广播；另一个是设在卢夫西恩的第十二截收站，专门收听三千至四千五百千赫、同时尽可能收听一百至三千千赫的广播。在每个截收站或通讯侦察连内部，指挥官可能把人员分成更细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大约三十六台接收机当中的一台。监听员慢慢地上下调整频率，有时同时收听两个频率，直到听到发报为止。他通知测向队，如果他们告诉他，这家电台现在不向这个截收地区发报，他就继续寻找其他电台，如果正在向这个地区发报，他就继续收听。他留心发报机的语调和发报员的“指法”——发报员发报的习惯手法，和笔迹一样地清楚可辨。仅仅这些就往往可以辨别出是哪个发报员发的报，因此他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调动——也就是他的部队的调动——是可以跟踪的。监听员在记录截收的情报的时候，还注意其他的细节，例如发射波长、发射台的呼号、接收台的呼号，以及密码识别组等等。
监听员戴着耳机坐在收报室里收报，截收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收报室送到分析中心。各级部队都有这样一个中心，规模同它的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相适应。分析中心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通讯分析，测向分析，内容分析和最后分析ｊ原始材料往往透露很多情报。长波往往是军以上部队的情报，短波则是军、师两级的情报，超短波是装甲部队的情报。由于并不是每个单位拥有各种密码，因此密码识别组可以帮助弄清敌方的通讯网，并进而弄清敌方的指挥机构。
方向的测定起了补充作用。分布得很广的监听员，转动着他们的专用接收机的活动天线，直到听到敌台最清晰的发报。经过计算可以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他们把这个方向报告给测向分析小组。后者在地图上标出几位监听员提供的方位。这些标线的交叉点就是敌台的位置。
然后，通讯分析员将使用某一频率的所有电台、被某一呼叫信号呼叫的所有电台，以及所有已知的各个电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们用图解法表示这些关系，看看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一部电台向很少互相通讯的其他许多电台拍发电报；测向队就可以证明这部电台是在遥远的后方。分析员们推断这部电台代表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上级指挥机构。
某条线路上通讯突然频繁起来，可能预示着一场进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换防，或者只是一次训练，但几乎肯定预示着某件事情。分析员跟踪敌台的动向。他们的跟踪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有一次，俄国人将一个装甲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把这个集团军的部分无线电人员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似乎这个集团军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进中，一个随队的电报员由于疏忽而拍发了电报。德国人截收了他的发报，认出了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支装甲部队正往南调，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通讯格局中作出的这些推断很有价值，它们却很少象敌方电报的实际内容那样能够提供有关敌人的内部情况。许多这样的电报是没有译成密码的。的确，被截收的此类明文电讯，约占通讯情报的百分之九十五。有时候，它们透露了敌人的态度，使人感到震惊。在俄国，第十七装甲师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频率上收听到了一则谈话： 罗科特； 三十分钟以前，我的巡逻队从十月市巡逻回来报告，那儿没有任何人， 只发现我们自己的伤员。
托斯卡： 为什么向他们开火？你们这群狗杂种，叛徒。
罗科特：炮兵连长没有命令就开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来， 用他自己的手枪把他枪毙掉。
罗科特；是。
有时候，明文电报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对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次登陆演习所作的无线电侦察，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两栖作战战术。德国人获悉，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于黎明时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开登陆，以三个旅作第一梯队发起进攻。尽管遇到“敌人”的强烈反击，该师在下午五点到达了托顿一林伍德防线，完成了原定目标突入内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最难得的是，截收的明文电报透露了敌人的真实意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截收了一道布置轰炸任务的命令，命令明文点出的所要轰炸的村庄，是邻近的二七八步兵师师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装甲师发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师因而只受到轻微伤亡。在俄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导致一位通讯侦察指挥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布；“监听无线电广播（近程情报报道）产生了有价值的效果”。
窃听电话比截收无线电通讯所获得的情报要少，而且除了前线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之外，很少能听到任何别的东西。德国军队从自己的堑壕爬到敌人的堑壕，或者把电话线直接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或者埋上电话回线，接收地线的回路电话，然后加以放大。
在俄国战役期间，第七十二步兵师的电话窃听队，深入到克里米亚，将电话线接在主要道路沿线固定电线杆上的电线上。在德军的一次进攻期间，窃听队通过这些接上的电话线，听到防守的俄军接到这样的命令；务必坚守某阵地，援军正在路上。谈话中还涉及到俄国大炮及其阵地的细节。所有这些使得德军能够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夺取了那个阵地。
类似这样的明文电报的数量，几乎总要超过密码电报。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讯侦察团团长，截收了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电报，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码电报。两者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在于一个师的内部简短的电报特别多。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时间越长，因而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把电报译成密码，密码电报的数量自然就多，到最高一级，实际上所有的电报都是密码电报。它们显然比明文电报重要得多。为了弄明电报的内容，德国人需要对它们进行破译。随着敌人在战争期间加强了密码的保密措施，并且扩大密码电报的范围，德军的破译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码破译员——比如破译所有英国密码电报的只有五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它发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区国家组，以及类似霍尔瑞斯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