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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这些结论方面，情报机构没有起任何作用。许许多多的事件证明，先入之见取代了情报工作，形势就是这些事件的最好写照。进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能否取得成功，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情报机构的全面意见，从来没有人要求它们证实可以阐明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情况。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巴巴罗沙计划”，决定进攻俄国，只是在这一决定已经具体化之后，情报机构才被召见。最高统帅部向它们布置任务，要求它们查清敌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德军制定详细作战计划，一举摧毁敌军。
德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仍然没有人征求它们的意见。在计划进攻俄国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只是处于辅助的、只过问技术性问题的地位。
德国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这种并非完全站得住脚，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傲慢信念，决定了对情报机构必然采取这种轻视态度。在进攻俄国时，两个额外因素加强了德国的这种优越感，这两个因素就是反斯拉夫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的军官们从小就学会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憎恶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理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自然而然地流露了这种仇恨心理。这些军官，都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的子弟。他们的家庭仇恨社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工人状况的改善，意味着他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劳动所得。虽然它们的代表——俾斯麦、陆军，工业界和德皇——密谋压制工人，但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些富家子弟还在吃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向他们灌输了对工人的恐惧，他们自己当上了年轻军官之后，这种恐惧就越来越变成切身的恐惧了。他们意识到，正如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想将会剥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一样，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理想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将会剥夺他们的灿烂前程。
他们认为，这些疑虑在一九一八年得到了证实。他们相信，四年的昏天惨地的牺牲，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不是战场上的体面失败，而是背后挨了工人和犹太人的一刀。由于失败，他们丧失了地位；他们同退位的德皇之间的准封建联系瓦解了；他们的权威，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损害；工人士兵的起义破坏了德国国内的安定；凡尔赛。条约，使许许多多的行伍弟兄失去了工作，使德国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军官们的所有这些凄情苦意，尽可以一股脑儿往叛徒们的头上泼泄。
他们的厌恶情绪大极了，当一位指挥官不得不向魏玛共和国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那才是他同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首次接触，而他想象中的这个国家元首，八成是个穿着工作服、戴着便帽的家伙。他们本来就担心和仇恨国际上的阴谋，俄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使得他们的这种担心和仇恨凝固起来了。凡是他们看不起的东西，他们一概加以反对。 另一个舆论因素，是觉得他们比斯拉夫人优越的种族主义感情。这个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播下的，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认为，其他种族比日耳曼族天生的低劣——智能差，意志力薄弱，只是不值钱的生命中那些动物本能要强盛一些。许多德国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俄国人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他们的这种偏见是持之有理的。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纳粹主义的鼓吹，这种偏见越来越顽固了。第四集团军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在一九四零年所作的一项评价充分显示了这种偏见：我们这些随同作战部队的步兵军官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充分认识到，俄国军人的力量在于他们一半是亚细亚式的冷酷的顽强精神。
在那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德国步兵师必须对付两至三个俄国步兵师。在俄军十分喜欢的夜战中，常常是十至十二排步兵一排接着一排地向我们防守兵力薄弱的阵地发起进攻。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不停地射击，直到枪管打红了， 不能阻住为数众多的顽固的敌人时为止。
希特勒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说： “俄国人就是低劣。”他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同俄国人相比所抱有的优越感的根源，一半在于外部环境（这种环境使他的将军们也对共产主义仇恨厌恶，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一半在于他那歪曲了的灵魂。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写道： “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使他改变这个观点。相反，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斯大林从红军中清洗了大约两千五百名军官。红军中每四名军官就有一名被清洗，其中包括能干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转战沙场的许许多多的将军。这个损失几乎使苏联的武装部队成了无首之众。希特勒幸灾乐祸地说： “俄国军队没头了。”
接着，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冬季战争中，俄国熊足足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从小小的芬兰那里夺得一小块土地和一个海军基地。希特勒得出结论， “俄国军队不足挂齿。”
这样的态度导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确信他们会取得胜利导致他们在德国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败俄国这个问题上普遍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元首夸口说：“如果把这个巨人抓到手，它垮台的速度将比全世界所想象的还要快。苏联将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他的将军们跟着起哄，表示赞同他的观点，言辞虽然不那么激烈，却比较确切。他们作了一番研究，估计对俄作战可能要花九个星期，最多十七个星期。陆军总司令推测，战役的开始阶段将持续四个星期，接着只要进行扫荡战就行了。过于偏激的布卢门特里特预料，整趟子事只需要十四天的战斗，战斗当然会是残酷的，血腥的，但这场战斗过后，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征服几乎可告结束。
这就是当时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活动时的气氛。正如这种气氛影响到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对俄作战上的观点一样，它也影响到他们对情报机构所布置的任务。虽然希特勒始终想征服俄国，虽然他在上台的八年中，本来可以对他原来作出的“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的判断重新进行全面的坚持不懈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此外，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既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上级，也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过分的乐观使他们变得懒惰起来了。
人们承认，在俄国收集情报，比在其他地方收集情报更为困难。希特勒担任总理以后，德俄两国在二十年代建立的军事联系和友谊消失了。苏联的报刊是受控制的。到那儿旅行是受限制的。德国驻苏联武官对卡纳里斯说； “一个穿着飘飘然连有头巾外衣的阿拉伯人漫步柏林街头，还不如一个外国特务在俄国行走时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当作激发他们进一步努力的鞭策。相反，他们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努力了。原因在于，同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觉得把间谍工作加之于俄国，并不真正是必要的。
比方说，德国军方报刊没有促使读者重新进行考虑，没有对苏维埃俄国作新的介绍。虽然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的某些方面，例如摩托化部队和空军力量的增长，伞兵部队的发展以及苏联军事理论的现代化，作了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却贬低那些将要挥舞这些工具的军事领导人物，从而使所有这些报道失去了作用。在苏联的大清洗之后，德国主要专刊《军事周刊》宣布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一位军事官僚在一家供军事管理人员阅读的杂志上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来看，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俄国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德国军方报刊没有把共产党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告诉它的读者，这个胜利就是一九三八年在蒙古发生的边境冲突中，俄国人打败了日本人。军方报刊所做的，只是向读者重复宣传读者早有的推测，而从来没有做过报刊应做的一项实际工作；鼓励它的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问题。
德国从它的盟国或同它友好的中立国中，几乎没有听到有关苏联红军的重大消息。俄国的夙敌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