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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推测，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我想，我的陈述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就这一令人痛苦的话题再讲些什么了。
回光返照的胜利（9）
他们的伟大的目标——我应当说成是他们胜利时的主要情形——是制造恐怖；首先是凭借他们军队的人数之众，其次是通过他们所穿的类似于戏装的俗丽服装，这种装束居然能对这个国家中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这似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影响，阁下将会再次觉察到中国人的思维倒错，以及在分析和解释支配中国人的原因与影响时应采用与分析欧洲人时相反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军的仿古滑稽服装和其他自行设计的可笑装束只会引人发笑；但是，我坚信这种服装却对这个国家中无知的和相当愚昧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十分清楚的，他们往往与叛军交战到一半就败下阵来。叛军长而粗浓的黑发更给他们的外表平添了几分野性；当这种怪异的外表夹杂着一些愤怒和疯狂的神情时，假如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那种天性）逃之夭夭或者乖乖地投降，这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正如上文所说，体格健壮的男人被迫在叛军中服役，无论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因为他们在失去财产之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从军或饿死外已没有任何选择。有时，就连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被迫加入到太平军的旗下，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剩余的财产和避免自己的性命不时地陷入危险，这种妥协在被征服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无一例外地仅是一种勉强的服从。我本人认为，自从叛军1853年占领南京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半数的有身份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们；我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曾经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而依附于太平军。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有身份的中国人是守秩序并且明辨是非的一类人，他们必然认为并且坚信，成功、信赖和好声誉从不可能步抢劫行为的后尘而来，无论这种抢劫行为的规模有多大。
太平军作战时的军事技术是极为简单和最为原始的；我实在怀疑“战术”一词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来指他们那种千篇一律的作战方式。如前所说，人数上的优势是他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他们的人马源源不断地开向被定为进攻目标的任何预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队出现之前，他们首先秘密地派遣侦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布虚假的谣言；当这些谣言和阴谋使得人们惊惶失措时，这些密探便趁机在城内外左右不靠的建筑处纵火，更多的则是在整个街道上纵火。如果这些密探被官方抓获并处死，叛军就毫不迟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们，让同样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宁波所发生的那样，清军已变得士气低落，斗志全无，那么，该地便轻而易举地落入叛军手中。同时，逃亡的乡民们必定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而逃的，难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太平军的人数和行动作夸张性的报道。在此混乱之中，几名叛军在远处出现，他们那色彩斑斓的俗丽服装产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种奇特影响，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喊叫声更使胆怯的中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接着，如果这套把戏一直进展顺利，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危险也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时，成千上万的叛军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继续狂野地冲向目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自然在劫难逃。就在此时，也仅仅在此时，首领（或者是统帅，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为在由召集来的上海劫匪所组成的前锋部队打通道路之前，这些人极少或从未被听说过，他们的直接举止也从未被看到过。
我认为，上海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正证明了上述报道的正确性。在对上海的反复进攻中，按照太平军通常的惯例，被视作劫匪的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当先遣队，他们焚毁村庄，制造恐怖，首领们自然是呆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其计略的效果。我很高兴地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亏了何伯先生和我们的志愿兵，他们的诡计最终遭到了挫败。我想，上海的教训将会对太平军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极为惧怕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十分自负，而且最初的士气较为高涨。
回光返照的胜利（10）
这份公函已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我将不再谈论来自杭州的报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陈述这些内容。阁下关于该城人民必将蒙受苦难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实所证实。我得到的所有细节所揭示的不幸实在令人悲痛欲绝。
现在我谨向阁下陈述我观察太平天国的几点感受，以此来结束这件公函。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已超越了我作为领事的正常职责，因为就阁下所处的崇高地位和所具有的丰富阅历而言，唯有阁下才有资格谈论如此严重而又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今人们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太平叛乱这一话题，它在伦敦、巴黎和北京无不引起了极大关注，所以，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想冒昧地就此阐明自己的看法。为此，我恳请阁下能够宽宥我的唐突，鉴于在最近三个月间，我处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地位从未得出任何不正确的结论，而且我还是1853年随“何默士”号皇家军舰赴南京与太平军进行接触、亲身了解到这场不同寻常的叛乱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上述情形也许能使阁下认为我有充分的权利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冒昧地断然声明（十年来我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太平叛乱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民众运动是一种极大的欺骗，太平教义作为一种信条或伦理则是亘古未见的最巨大、最亵渎的欺骗。我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宗教教义，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就衡量这场叛乱的政治层面进行比较的标准。我徒然地在最黑暗时代的历史中寻找世人互相倾轧、利欲熏心的同样事例，结果发现其黑暗与卑劣程度实为史无前例，诸如在宗教的名义下所犯的这等亵渎罪行，模仿英雄举止的插科打诨，令人极为厌恶的潘特龙（Pantaloon，昔日意大利喜剧中戴眼镜穿窄裤的丑角）式的丑态，以及如此众多的由极富悲剧性的血腥事件所织成的脆弱的蜘蛛网。与太平军这帮狂徒相比，约翰·马笃斯（1534年德国闵斯德城平民起义的领导人，他所建立的公社在经过16个月的斗争后陷于失败）及其闵斯德城邪恶的冒险者们在1534…1536年的荒唐呓语不禁黯然失色。
凡是有见识有理性的英国人，在和太平天国接触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惊异，而是与接踵而来的鄙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恐怖。太平天国境内到处都是一片“空无”（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劫难。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一碰就破，但你的手指会因此而沾上血迹。
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否扶植或者哪怕是鼓励商业，或者它所宣布的戒条是否在任何形式上有害于经商？业已披露的传教士罗孝全先生和其他人对此的感受可以作为英国商人的殷鉴。
此太平军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罕见的勇敢，他们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