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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为了详细说明他此诗的背景和功劳，老杨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这位杨爷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上帝死了！天王万岁！（11）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E。Reynolds）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镇江和南京
——原始的叙述
……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晃）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Antonie）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Lo…ta…kang）。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14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第七位（秦日纲，即我们同他一道从镇江来的那位首领）听说我们在第八位（胡以晃），便派人来叫我们。他随即领我们去见第二王（即第二位，杨秀清）。我们被事先搜身，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近他。他的所有官员，他的妹夫和我们都在他面前下跪；官员们齐念一篇短的祈祷文。他有两个各为三岁和七岁的男孩，当其中的任何一位出现在街上时，所有的官兵都得立刻下跪；只要他们出现时，连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我们得下跪十分钟之久。
由于当时没有翻译，第二位（杨秀清）讲了寥寥数语后，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夫。其妹夫将我们领到他的住所，我们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住在一个很不错的房间里。我们的翻译从前在广州当过木匠，当他来到第二位跟前时总是下跪，并让我们也这么做，但当我们依旧站着时，首领并不见怪。我们因此认为，若不是广州人当翻译，我们的境况会更好些。
上帝死了！天王万岁！（12）
第二天早晨约6点左右，我们被召到第二位（杨秀清）面前，他问我们是如何打仗的，似乎认为我们仅会使用拳头。我们便示范给他看，我们不仅会用刀，而且还会使用火器。于是他递给我们一根棍子，我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攻守动作。我们告诉他，我们只在喝醉时才用拳头搏击，并举起杯子摆出喝醉的姿势来表达这层意思。他们让我们表演了几招拳术，第二位（杨秀清）觉得很有趣，不禁开怀大笑。他们递来一支英国手枪让我射击，在相距50码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我射中了纸的中心。我瞄准时第二位（杨秀清）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开枪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第二位（杨秀清）环顾并注视着他的宽大宫殿，问我们的皇帝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宫殿，我们当然回答没有。在他死前逗留南京期间，我们大约见过500名从事烹饪、做鞋等杂役的妇女。每天早上8点，约有800…1000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获悉这些妇女是业已阵亡的那些叛军的妻子、亲戚和朋友，受雇在第二位（杨秀清）的王府里。翻译来到后，我们告诉第二位（杨秀清），在我们国家并无向长官下跪的习惯，故而我们第二次与他见面仅有十分钟。
此后的三个多月间，我们在城里闲逛，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娱乐。该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我们离开住所数月也不会被怀疑已离城出走。有一次，我们看见三个男人和三个女子因私通而被斩首——一位年轻的男子因乱伦被斩首后又被肢解，而这名女子仅被斩首；一名男子因偷窃被斩首。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的人的头颅。这些首级被系在长杆上，由两个人抬着穿行在主要街道上，一人敲锣，一人宣布罪状，以儆戒众人。抽大黄烟和饮酒者一经发现即遭鞭打，凡醉酒者将被斩首。我们不能断言第二位（杨秀清）不抽鸦片，只是倾向于相信他不抽鸦片，但我们确知他的妹夫既抽鸦片又喝酒。在第二位死后，他被指责其宫殿里藏有大量鸦片和大黄烟。凡交出烟灯、烟盘等烟具者，将被奖赏五块大洋。但我们从未听说何人被发现拥有烟具，直到我们离开南京时依然如此。他们要烟具的目的是要证明其主人抽鸦片，因此是个坏人。
由于厌倦于无所事事，我们便让翻译告诉东王，我们想出城参战。他劝我们不要忧闷和气馁，因为他想马上就和我们交谈。但他并没有找我们谈话。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作讲演。大约有3000名广东人下跪着。我们听说他们对出城作战犹豫不决。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凡是有丈夫的妇女都可以不工作，但所有没有依靠的妇女都不得不干各种体力活，诸如搬运砖头、木料、大米等。南京城里的大部分男子都是士兵，他们不做杂务，也不搬运。第二位的宫殿紧挨着西门，满城的所有房屋和大部分城墙已被毁。仅有叛军军官才可以穿黄色衣服，士兵可以任意穿除此之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尽管他们从不剃光头的前部，但并没有废除辫子，仍然将头发编成辫子，有时还用红色和黄色丝绸将辫发扎起来。辫子垂扎在头后，盘叠在帽子里。
我们曾两次看到由纸糊的龙和各种动物的象征物组成的很长的队伍。我们的住所距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约50码，位于街道的对面。
我们听说；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第五位（韦昌辉）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另命令驻扎在丹阳的第七位（秦日纲）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