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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些使我所讲的明白易懂的例子。
为了建造我们在内心设计好的房屋，我们需要铁、木材和石头等原料，需要水、火、空气等来加工这些原料。房屋建好后，可以防风、避雨、耐火；石头和木材按照重力原理，被建成了高墙。各种元素按照其本性被利用来制造产物，反过来又被产物限制。同样，人类热情按照其倾向来发展自身和实现目的，这创造了人类社会，反过来却赋予了“公理”和“秩序”力量来对付人类热情。
这表明，历史上的人类行动除了产生其自身向往的结果外，也产生了人类计划之外的结果。例如，一个人出于报复的心理，烧了另外一个人的房屋。这个行为本身，联系着不直接相关的情形。他在梁柱上放的小火不仅烧毁了他要报复的那家的房屋，也毁灭了其他人的房屋，甚至夺取了他人的生命，而这种结果却是他预料之外的。这表明那个放火者犯了罪，必须受到惩罚。这个行为产生了他意料之外的结果，同时又以负面效果作用于他。
纯粹粗暴和野蛮的欲望，是不属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为善良而善良”的抽象观念，在生动的现实中，也是没有立足之处的。如果我们要行动，不但要心存善念，而且要辨明善与非善。至于个人生活行为，要由一国的风俗和法律来判定善或不善。至于个人间的关系上，要判断善或不善就困难了。
历史所要处理的综合关系是不同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剧烈冲突，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它们或者为维持现行的、被承认的法律和权利，或者为反对现行的、可能仍是善良和有益的制度的基础与存在。它们包含一个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就包含在“世界历史人物”的目的中。
面临丧失自己优越地位或特权的恺撒，属于“世界历史人物”。恺撒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和那些追求私利的对手们抗争。他胜利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国家的独裁者”。使恺撒实现目的的事物，性质是消极的，同时也担当罗马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必然使命。所有伟大历史任务的个人目的，都联系着体现世界精神的“重大事件”。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他们的目的及事业源于内在的、潜藏的“精神”。他们好像只是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其行为又产生了和世界的关系。
这类人物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普遍“观念”。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时代所需要的和正合时宜的东西。“世界历史人物”的行动和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这些伟人以确立志向来满足自己。历史上向前进展的“精神”，是所有个人内在的灵魂。这种不自觉的“内在性”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这些世界历史个人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们的人生是辛苦劳碌的，并没有得到安逸和享受，如亚历山大遇刺，拿破仑被流放。因此现代人说，在位的帝王一般都是不快乐的。
这些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主导并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非纯粹的幻想。这种观点排除了将所有行动归之于心，使所有行动都具有主观形态的“心理学”看法。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希腊，后又东征亚细亚。因此就有人说他有不健全的征服欲，其行动源于这种征服欲，他的功名就是他受征服欲支配的证明。这些心理学家总喜欢研究伟大人物的个人特性。这正如歌德所说的“仆人眼中无英雄”，“但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只是因为仆人不是仆人”。仆人只看到了英雄们平常人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伟大的一面。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5）
热情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原则的展开，是不可分离的。普遍事物是特殊事物的否定所产生的结果。特殊事物间的斗争，造成彼此的损失。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这危险的对立与斗争当中。它驱使热情为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中发展了自己的存在，热情受到损失、遭到祸患，这可以称为“理性的狡计”：“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个人的热情来承受这种后果。
我们可以接受作为手段的个人抱负与热情被泯灭。但人性中的道德、伦理、宗教虔诚不能这样地被看做是隶属的。个人的需要与利益，有被无限满足的权利。即使自然界之物被用做手段时，也必须具有与目的相通的东西。自然物尚且如此，那完全表面意义上的人类，绝非“理性”目的的工具。个人在实现这“目的”的过程中，不但借此满足个人利益，也参与到理性“目的”本身之中。人类自身具有“理性”。“理性”的活动和自觉理论称为“自由”。个人在其范围之内，是要对道德败坏和宗教衰微负责任的。
当我们考察善行、道德与宗教在历史上的命运时，不要陷入善人命薄、恶人命好的陈说。这些人所谓幸运或不幸，不能看做世界合理秩序中的主要因素。对于世界生存的宏伟目标，个人不应要求快乐或幸福，而应在世界目的下推进公正目标的实现与保障。人们对现状不满足，表面上要求满足的并非私利，而是“理性”、“正义”、“自由”。他们以这种名义，不仅表示不满，而且公然反抗了。这种假借“理性的绝对目的”而要求各种权利，就算做绝对目的。这些“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击碎的话，他们就并不适于此处。个人为自己所拟定的理想，不能成为普遍现实的法则，这正如世界法则并非为个人拟定一样。我们的“理想”指“理性”的、“善”的、“真”的理想。“真正的善”、“普遍的理性”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强有力的、能够实现自己的原则。这种“善”、“理性”的最具体的体现，就是上帝。上帝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付诸实现。符合这个计划所发生的所有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凡是不符合的，就是消极的、无价值的。“理性”就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各种宗教、伦理、道德和社会状态的没落，本质是无限的；但受偶然影响，它们采取有限的方式。“世界历史”不为外在和暂时的变化侵扰，这是普遍真理。“世界精神”的要求高于一切特殊要求。
上述为“世界精神”实现其“观念”的手段。简言之，这个实现过程包括很多个人的活动，“理性”是它们存在的实质。当我们将它们与“理性”紧密连接，并认为它们参与“理性”要求的生存方式时，我们的研究就变得困难了。
（3）因此，第三点应当分析，这些手段要实现什么目的？即这个目的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什么？要完成一个主观目的，还需考虑材料因素。实现“理性最终目的”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我们考虑过的主观的意志，在现实中就是伟大的世界历史的热情。它也有一种实体的生活，将本质事物作为生存目的。这个本质事物就是主观“意志”与合理“意志”的结合，它是道德的“全体”——国家。国家是一种现实形式，个人在其中拥有自由，只要个人相信、承受“全体”共有的东西。
主观的意志即热情，推动人们的行动和促成目标实现。“观念”是内在的，国家是现实的道德生活，是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统一”，就是“道德”。各种道德法则，本质上是合理的。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承认人们实践与本质上主要的东西。国家是“自由”的实现，是绝对的最终目的的实现，是为自己存在的。国家的精神现实性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