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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发展。整个反攻的意图是用左右两路大军（右路为两支军队）将德军包围在几乎是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纵深大约为二百英里的口袋之中。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地区的西方方面军的右翼将继续向西进逼，尽量牵制德军，防止德军撤退。莫斯科十分乐观，政治局也确信首都已转危为安，故于12月15日命令中央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从古比雪夫迁回。
同一天，德军正处于危险的时刻，希特勒又推翻了勃劳希契的决定。他禁止任何撤退，并于12月16日命令德军必须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殊死抵抗，即使在两翼或后方出现敌人也不准后退。忍气吞声、疲劳不堪的勃劳希契，这时竟被元首贬为草包。他已濒临精神崩溃，于是被一脚踢开，打发退休。他的退休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正合时宜，因为这意味着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城下的失败完全是勃劳希契的责任。然而，对德国的盟国来说，勃劳希契退休的消息却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
谁也无法肯定希特勒坚持在莫斯科以西死守阵地是否正确。在敌人强大压力下撤退，特别是在冬季那种可怕的条件下撤退，很容易转化为溃逃，最后以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告终。但是可以肯定，元首考虑的主要不是这一军事因素，而是威望和局势的稳定。很多德军指挥官，很可能是大多数，都认为希特勒命令原地不动是正确的，可以使德国避免一次重大失败。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在最有利的时刻与苏军脱离接触，并尽快撤退，丢弃不能行动的火炮和车辆，即使一直退到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也未尝不可。守不住防线或是不能成功地与敌脱离接触和撤退势必演变成溃退战，那是一种代价高昂而危险的作战行动，后来果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尽管拼死防守，也坚持不了几天，在其后的五个星期里被迫到处后退，其后退的幅度在一百至二百英里之间。大批火炮和车辆丢失了。冬天的严寒，而不是战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对于德军来说，此时人员的损失比装备的损失更难以承受。
包克的战线呈弧形，这无形之中加长了战线。既然德国陆军总部和中央集团军群都没有任何预备队迎击苏军的反攻，只有迟守一条较短的防线才可能抽出一些预备队。另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论据说明德军必须尽快地进行战略撤退。德军未能打下莫斯科，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解决空间和运动的问题。德军运输线长，又不可靠，供应不足。部队精疲力竭，既无营房，又无冬衣，而它的对手苏军穿得暖，吃得饱，物资和军火供应充足，其基地仅离前线二十英里左右。此外，苏军部队还贮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德军一旦发现他们不可能攻克莫斯科，还不退到维亚兹马或斯摩棱斯克，就显得不明智了。苏军战士虽说确实能吃苦耐劳并习惯于寒冷的气候条件，但在追击二百英里之后，就差不多会象德军一样无力成功地进行一次重大战役。苏军同样缺少运输工具，他们主要依靠骑兵和雪橇进行机动。深雪和泥泞给苏军造成的困难与德军没有什么两样，而苏军战士一旦离开基地和弹药贮备所，便和德军一样迅速丧失其效能。苏联御用历史学家大肆嘲笑德军把中央集团军群未能攻克莫斯科主要归咎于气候条件、泥泞、积雪以及由于运输线长而不安全所造成的供应困难；莫斯科在否定这种说法时强调德军失败是由于苏联军人和共产主义制度比他们优越。当苏军冬季反攻最终在维切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停滞不前时，同一位御用历史学家真实而符合逻辑地但却不知羞耻地解释说，苏军停止前进并不是因德军所阻，而是由于疲劳、缺乏运输工具、气候条件恶劣、泥泞和积雪，以及因运输线长，又不可靠所造成的补给困难等方面的原因。
不管希特勒坚持死守是否正确，纳粹党的宣传工具和宣传机构必须尽快使德军和德国公众坚信元首是德军的救星。这种作法本身就给德军的战争指挥造成了巨大的和带根本性的破坏。希特勒越发相信自己的军事天才，越发相信依靠意志力和倔强可以渡过任何危机。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时常拿出他所谓的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为他对德军撤退所持的顽固的甚至往往是愚蠢的态度作辩护。这就是后来导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乌克兰、克里木和波罗的海以及在非洲和法国遭到惨重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莫斯科战役还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产生了另一个有害的影响。希特勒出于傲慢和自负，在全国一片欢呼声中亲自接过了德国陆军的指挥权。从前，他是真正的指挥，但居于幕后，这样，就可以以元首的身份把德军胜利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勃劳希契，特别是到了秋天，就成了希特勒的替身，为他的错误承当各种辱骂和非难。正如曼施泰因后来历解释的那样，德国的国家首脑自然不能与他的部属德国陆军总司令混为一谈。要撤换一个高级将领是相当容易的，而一位国家元首在履行一个次要的技术性职务中的失败，就使他处于一种招人怨恨和近乎荒唐可笑的地位。从此，希特勒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军人，军队的任何失败，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都会被看成对他个人的侮辱。他对军官团怀有戒心而且不喜欢他们，特别是那些被他称之为参谋总部的绅士们。所以，当伦斯德特、勃劳希契、包克、李勃、古德里安、赫普纳和施特劳斯未能或不想服从他的命令或请求解除职务时，他决心对他的下级军事指挥官施以严格的约束。从1941年12月起，元首对作战的控制权是至高无上的，他开始干预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对自己的军事参谋人员极不信任，以至于最终他把自己的一套作战情况图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并坚持要速记员用速记和打字记录他的全部谈话。参谋总长哈尔德决定留任，但希特勒也容不得他多久，因为他竟敢不时地不同意元首的意见。这个曾经为冯·毛奇所占据的职位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俯首听命的职务，与凯特尔或约德尔一样，充当元首的传声筒。继哈尔德之后的各任参谋总长都是野心勃勃的军官，往往是地位不高、资历不深、缺少经验的人，希特勒选中他们，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任他随心所欲地摆布。
12月间，苏军进行钳形攻势的两路大军，已开始合围莫斯科以西的德军。12月10日，第4集团军地段内纳腊河一线的第98弗朗哥苏台德步兵师的士兵仍然在不停地作战，莫斯科上空探照灯的光束和高射炮弹的炸点历历在目，这时传来了转入防御的命令。12月13日，勃劳希契起草的一道密令已下达到指挥官，指示他们与敌脱离接触，向西撤退九十英里，占领另一条防线。第二天；元首的命令到达，撤销了前一天的命令。当时，接到一份情报，说第4集团军有被敌人迂回包围的危险，于是该师的一部被派往普罗特瓦河对岸构筑新的阵地。12月17日，这些部队又返回原地。这些反复无常的命令引起了部队的严重的不安，对高级指挥机构的信心第一次发生了动摇。工兵在一天之内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放好炸药准备炸桥，而又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撤出现场。直到12月19日晚，才接到最后一道坚守阵地，不准撤退的命令。全体官兵才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明确而坚决的命令。事后，师长在他的著述中说，深雪使任何大规模运动成为不可能，而在敌人的直接观察和炮火之下撤退也是不可思议的。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已经离职，希特勒已亲自接过德国陆军的指挥；部队对元首无限信仰，一片新的乐观气氛遍及全军。虽然不断遭到敌空军的袭扰，并在其后两天中于翼侧发生激烈战斗，该师还是以新的干劲继续筑壕防守。在该师北面，苏军坦克的进攻已发展到纵深达六英里，已越过莫斯科的公路干线，与此同时，敌军有二至三个师突入右邻部队的阵地。坏消息在前线到处流传。12月23日，即在发出坚守阵地的命令后仅仅四天，第98师也和其友邻部队一样，被迫开始长距离撤退。12月24日，该师到达了已经结冰的伊斯特拉河畔的博罗季诺地区，但这里既没有障碍物，也无防守阵地，于是在当晚七点，圣诞节前夜，该师又一次后撤。这时候，有些人开始谈起1812年以及俄国在塔鲁季诺的纪念碑，至于这样想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也在纳腊河一线的第292步兵师，在听到原地坚守的命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