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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斯大林对这篇广播演说未作出反应，在长时间的用丘吉尔的话则是令人焦躁的沉默之后，英国首相被迫采取下一步行动，于7月7日以私人名义写信给斯大林。这个独裁者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是希特勒的忠实盟友和支持者，甚至给德国提供港口设施供袭击英国舰船使用，然而，斯大林在复信中建议英国应立即在法国北部和挪威开辟第二战场时，却没有因丘吉尔加给他的羞辱而感到难为情。几周之内，这种建议竟成为无礼的要求，后来还带有侮辱性的言辞。斯大林越来越认为苏联是在为保卫英伦三岛而战，而不是为自己的生存、为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安全而战。英苏关系从结盟一开始就谈不上好。只注重武力与诡计的斯大林，认为慷慨和讲真话是软弱的表现。那时，丘吉尔政府和英国外交部在日常与苏联打交道中采取近乎于姑息的宽容谅解政策。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不总是持支持的态度。丘吉尔担心苏联会退出战争，他的行动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担心的支配。他相信自己的行动符合本国及自由世界的利益，他忍受了侮辱和毁谤，随时向苏联提供英国自己也急需的战争补给品。
6月26日，萨默·韦尔斯曾宣布，不会用中立法案排斥苏联。苏联立即作出反应。7月8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奥曼斯基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要求提供物资的货单，其数量惊人，价值将近二十亿美元，仅其中一项就包括三千架战斗机和三千架轰炸机。华盛顿并不情愿由美国来承担这样一项庞大的援助计划，它担心苏联会很快败北，使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人们感到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需要进行调查，因为美国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认为苏联能使自己不被击败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对情报的判断和华盛顿收到的报告互相矛盾、前后不一。美国驻莫斯科武官伊凡·耶顿少校喜欢挑剔苏军，对苏联能幸存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伦敦的英军参谋长们认为六周内德军将打进莫斯科。另一方面，克里普斯、麦克法兰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则比较乐观，尽管那时斯坦哈特承认，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想知道苏联内部发生什么情况是很困难的。此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关苏联人的计划、资源的情报，也不可能了解苏联内部发生的情况。为了澄清形势，罗斯福决定派他在英国的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从伦敦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
斯大林在7月29日和30日与霍普金斯会谈时，施展出一整套友善和寓刚于柔的伎俩，给人以坦率和诚实的印象。以后，霍普金斯发现只有斯大林才是最高权威和所有情报的来源；斯大林不在时，他的参谋人员对即令是一些区区小事也不敢讨论。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费尽心机地讨好总统的私人代表。当苏联能毫不费劲地得到美国的物资，而且被击败的危险消失后，斯大林的态度就变了。他不能面对着美国的工业实力和尚未功用的军事力量望梅止渴，于是便逼迫霍普金斯答应美国参战。他认为，只要宣战就够了。德国兵力如此之强，英苏协力也难以战胜它，他甚至还说，他欢迎美国派兵去苏联。他说，战争开始时，前方的苏军有一百八十个师，其中有六十个坦克师；到7月份，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师。斯大林预期到1942年5月前线将有三百五十个师，他说，战争开始时，苏联拥有二万四千辆坦克，另外每月还能生产一千辆。据他说，他有七千多架战斗机，每月还能生产约一千八百架军用飞机。
当然，斯大林这么说，是有用意，有目的的。他很少会见客人，很少说废话，在这个非常时刻，他是极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才这样做的。不过，以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得到的情报都证实在透露苏联方面的数字时，斯大林可能说的是实话。然而，在其它问题上，尤其是有关德军的情况，他的说法不准确。他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实力，说德国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有七十个。很多其它说法也不真实。这可能是故意夸大，以强调援助的必要性，也许是出于主观猜测，以弥补由于苏军战术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而出现的情报空白。不管他怎么说，也不管他说的正确性如何，斯大林还是给霍普金斯以深刻的印象，并通过他使罗斯福相信苏联并不会很快被打败。
这年秋初，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不太可能维持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当时尚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如何。在霍普金斯访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出一个联合支援使团前去莫斯科讨论苏联的需求，在伦敦负责军事援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比弗布鲁克则是丘吉尔派的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这次会谈所采用的方式虽然符合共产党人的惯例，但西方代表团却感到意外和震惊。在9月28日第一次会谈中，大家较热诚。斯大林概述了前方军事形势。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新鲜内容，反而产生一些错觉，因为这个独裁者掩盖了苏联失败的真实原因，而佯称完全是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实力太强所致。第二天会谈时，气氛迥然不同。代表团成员感到对方充满着猜疑和敌意。会谈毫无结果。斯大林对会谈议程几乎不感兴趣。无礼地暗示说，是苏联挑起了战争的全部重担，并说已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次日，斯大林采用巴甫洛夫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手法（这种手法在以后与外国政界人士和特使们的许多次会谈中已司空见惯了）。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表现随和，很快便达成协议。接着又是一番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畅饮伏特加，频频举杯祝酒，离开时总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这协议仅仅说明苏联人愿意接受援助。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人采取只取不予的手法，给苏联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一直到那时，美国始终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而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这方面的情报是不会提供的。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获悉他们还得冒着风险把军用物资和补给品运往苏联港口。会谈中，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是使英美与会者感到不知所措而动摇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成员欣然离去。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电台有关会谈破裂的宣传最好的一种批驳办法。这次会谈有点象征收保护费，因为会谈向这位独裁者表明，为了与他结盟西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十分重视战后的欧洲国界线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当时苏联军队在白俄罗所以及乌克兰遭到失败，德国人即将向莫斯科挺进。那时英国还是个资源丰富的第一流强国，已取代德国的地位，似乎成为战后能与苏联觊觎欧洲大陆的野心进行对抗的唯一欧洲国家。莫斯科逼迫英国承认1941年苏联的国界线。这条国界线把非法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波罗的海国家、部分芬兰以及波兰领土都纳入苏联版图。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问题上，斯大林只好改变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新波兰对苏联的利益极为重要，愿意在苏联领土上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立足之地。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使他便于控制或在需要时扼杀这个政府。1941年他就在盘算如何处理东德的领土和如何保住苏联在中部欧洲的地位。他想和丘吉尔做一番交易，签订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来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就象1939年8月同德国的做法一样，他认为美国对欧洲的看法是对欧洲的干涉。但是丘吉尔不事先与美国协商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一点对斯大林并不是没有影响。丘吉尔常常被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绪所苦恼，他担心斯大林强迫别人承认他攫取的领土是作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所索取的代价，所以，丘吉尔很想与他达成某种协议。但罗斯福和赫尔坚决反对给斯大林预支“贷款”。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不愿纠缠在欧洲那些问题上，他深信政治上的国界问题和血缘问题应放到战后和平会议上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