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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老的老人）为了逃避苏联人和波兰人的暴行，乘着农用马车或徒步冒着严寒向西行进，他们把大路和小道全阻塞了。其中许多人穿过库里舍河和弗里舍河流域，离乡背井逃离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普鲁士。这是两条长逾五十英里、宽不到一、两英里的狭长地带，分别把梅默尔和柯尼斯堡以及柯尼斯堡和但泽连结起来。难民们由于长期在野外奔波，又经常遭受空袭而不断死亡，他们尾随被押解西行的俘虏和劳工长途跋涉。有时他们受到炮火的轰击，至少有一次，一队苏军坦克故意把一批沿路逃亡的难民辗压在坦克履带之下。德军第2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被分割成孤立的部队和支队，这些部队在以后的几周内继续进行战斗。第10党卫军军和特陶军级集群被围困在巴特波尔金附近。施塔加尔特在3月5日被攻占，被围困在格鲁琼次的守卫部队第二天也被歼。
德军反坦克防御主要依赖反坦克手榴弹和短程空心装药火箭弹。在战斗中被击毁的五百八十辆坦克中有三分之二是被勇敢的士兵和青年在近战中击毁的。反坦克连是由乘坐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后勤兵组成，随时准备机动。在巴尔登堡，有十五辆坦克出其不意地突破阵地，一小批五十岁以上的德军临危不惧，虽有牺牲却击退了坦克的进攻。这些德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敌军坦克。当天中午，一个森林观察站（该站也是警报系统的一部分）打电话说苏军坦克正在附近集结，一个自行车连立即从巴尔登堡出发蹬上自行车，拼命追赶。结果那天下午击毁了六辆敌军坦克。尽管这些英勇的非正规部队可能对野战部队作出有价值的支援，可是没有野战部队作为骨干，德军的抵抗是不可能持久的。拉脱维亚党卫军师和法兰西党卫军师在敌军突破后与第2集团军失去了联系，他们就象洪水般地退了下来。许多人如惊弓之鸟，仓惶逃命。他们的行为危及到当时仍然英勇顽强的人民冲锋队的士气。敌军士兵化装成波罗的海难民或波兰难民，将武器藏在马车里，加入了车队，在进入后方后便进行突然袭击，占领交通中心。被占领地区发生了屠杀和奸淫的惨剧。
2月25日下午，当第3装甲集团军接到元首命令要把科尔贝格变成一座要塞时，劳斯表示反对。劳斯的理由是城里到处是医院和伤兵，难民更是人满为患，他又缺乏守城的武器或组织城防的指挥人员。陆军总部告诉他，一名上校将坐飞机赶来接任要塞司令官，十二门新式反坦克炮将从施潘道调来。这些决定都没有考虑到已知的消息，即通往科尔贝格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被医疗列车和难民列车挤得水泄不通。在两天之内，难民和居民筑起了层层土木工事和堡垒，城里城外都组织了突击队，强征人员和器材作防御之用。要塞司令在他的辖区内操生杀大权，没有人对他的命令表示过反对。在科尔贝格，人民冲锋队拼命战斗到3月18日，掩护伤员和难民从海上撤退。3月20日希姆莱被解除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由前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海因里希接替。可是至此波美拉尼亚战役已快要告终了。格丁尼亚于3月28日失陷，两天后，但泽被攻占。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声称在那里俘获一万人，一百四十辆坦克和四十五艘潜艇。守卫格丁尼亚和但泽的德军，带领缠住他们要求保护的难民，不顾最高统帅部的相反的命令，奋起反抗，向东运动，进入维斯拉三角洲。他们在维斯拉河和诺加特之间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
在2月10日到4月4日之间，据说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俘虏了六万三千名战俘，而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声称俘虏二万八千名。这次短促的战役消除了德军从北翼发动进攻的危险，虽然当时训练不足和已被打乱的德军自阿登攻势以来由于缺少飞机和车用燃料已无力在任何地方再发动强大的密切配合的攻势。在波美拉尼亚的这场短促的战役使得苏联空军能够威胁到通向库尔兰和东普鲁土的海上交通，并使苏军进攻柏林又增加了十个集团军。
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下的奸淫枪杀等暴行，与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俄国犯下的罪行在某些方面相差无几。苏军的罪行可能还要更令人生畏，因为不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且苏军的军官和普通士兵都犯有罪行。任何被占领的德国领土上都有暴行发生。某些苏军的辩护士把这种行为与陶醉于胜利的欢乐而发生的抢劫和强奸德国妇女联系在一起。他们并说，这有时是由于种族仇恨、纪律松弛和战争环境所致。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苏军的纪律本来就差，而把判了刑的罪犯征召入伍，以及把兵役期限以星期计算的农民强征入伍，当然不会使纪律为之改观。另一方面，苏军指挥官在苏联境内能不费力地对部队严加约束，因为侵犯苏联平民的严重罪行是要处以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可是在苏联国土以外，这些法律似乎不再适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平民也同样遭难，不过这种待遇也不是专门留给敌国国民的，因为作为苏联盟友的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不能完全幸免。苏军只穿过了南斯拉夫的东北角，可是在那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据报道就发生了一千二百起行凶抢劫事件和一百二十一起强奸事件，其中除了十个强奸犯以外，其余的都是强奸杀人犯。
据记载，德国人，特别是党卫军和民政机构在东欧的所作所为被公认为极其卑劣的。他们对待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和苏军战俘尤其恶劣。这种行为是根据德国政府政策蓄意进行的。可是苏联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1945年在德国、1940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1939年在波兰，从任何角度看都与德国人一样骇人听闻。苏军士兵常是原始的、野蛮的而又残忍的，只有严刑峻法的威胁才能约束他们。一出苏联国境这种约束就解除了，这就是苏联统治者和苏联制度的傲慢之处，他们认为非苏联公民是属于不受保护的无权利的次等种族。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士兵灌输了极端仇恨德国人的思想，这是政委或政治代表的特殊任务。有的宣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有的则全是谎言。当苏军接近德国边境时就加紧了这种宣传，并作为一项政策告知部队，私人财物和德国妇女理应属于他们，他们对在德国犯下的民事罪行可不负法律责任。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把他的才能用于宣扬这种种族仇恨，军队和全国的报刊告诫苏军士兵不要饶恕德国居民。这一政策的潜在理由目前还不能确切加以说明。曾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苏联的意图是制造恐怖，让将成为新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地区的德国居民逃离家乡，把城镇和农庄留给波兰人。这样的目的和手段至少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种看法也站不住脚。因为苏联的暴行一直蔓延到易北河边，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还继续发生。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与希特勒鼓吹的颇多相似之处的邪恶可怕的政策，既基于物质因素又基于感情因素，这种政策也符合制定这种政策的专政体制的特征。斯大林主要的目的不仅要对德国政府和经济施加报复，而且要对全体德国人民施加报复。
显然，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才明显地开始对他的苏联盟友的本性产生了严重的疑虑。他特别提到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谈话时这位独裁者说，苏联将需要一支四百万德国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并无限期地留在苏联。斯大林对他谈起过集体消灭五万名德军战俘军官，这位独裁者的态度十分冷酷，丘吉尔事后回想此事，还怀疑他是否在开玩笑。丘吉尔还特别提到他所说的苏军部队在欧洲犯下的可怕罪行。
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德国居民仍留在原地，这是因为他们没法逃离或因为他们已扎根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总是往好处想，希望关于苏军暴行的报道是言过其实，指望占领几天以后局势可能会恢复正常。要是他们知道他们即将遭受的恐怖（随后又极强制往东或往西放逐），那就没有人会留下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牢固地建立起它自己的控制方式以前，苏军部队和随之而来的波兰共产党人，除了不分清红皂白地抢劫和奸淫以外，他们的行为没有一定的准则。德国共产党人，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自称的，还有扛着红旗去迎接其苏联兄弟的无产阶级的勇敢成员，却受到最粗暴的对待。许多人被搜去了值钱的东西和靴子，然后又被用步枪枪托击倒在地。医院遭到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