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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开通，不仅是铁路时代的一个吉祥的开端，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煤与蒸汽时代之初的冲天气势、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危险，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骚乱。它标志着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的那一刻，也书写了技术进步是完全无法阻挡的神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十万乘客亲身感受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这为铁路交通的未来确立了牢固的基础，并且激发了巨额的投资，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用铁路连接起来。仅仅15年之后，1845年，英国已经铺设了2；200英里铁轨，1852年更增长到了6；600英里。对于许多人来说，铁路预示着光明的未来。也有很多人预言，铁路最终会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汇聚在科学、和谐和繁荣的旗帜下。但是，首先最重要的是，用19世纪一位英国贵族的话说，“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持久而永恒的胜利。”
曼彻斯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革命缔造的，也因此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引人注目的象征，但是若论绝对的规模和实力，它却不如伦敦。19世纪的伦敦，拥有近百万的居民，是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面积的10倍。虽然两个城市都在快速发展，但伦敦确实大得多；19世纪60年代初期，有300万人以伦敦为家。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不只伦敦居民，全世界的人们都普遍认为伦敦是“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心”，这一点要归功于英国燃煤工业的威力。
伦敦的工业规模比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小得多，但数量却更多，且更重要。伦敦到处燃烧着国内工业的火焰，以至在19世纪初期被称为“一座有着十万个喷发口的火山”。而1661年伊夫林生动地描述的骇人听闻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英国人愉快地接纳了蒸汽技术，但却拒绝接受另一种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的技术：炉子。当时，其他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广泛采用炉子取代壁炉了，因为炉子可以更彻底地温暖房间，并且所用燃料只是壁炉的一半甚至1/4，节省了壁炉散发到烟囱里的那一大部分热能。
但是，英国人就是与炉子格格不入。他们不想失去壁炉里愉悦的火焰，而且，随着一个城市的烟雾和黑暗越来越多浓，这个城市的居民好像就越来越依赖他们明亮的炉火。在看到太阳和看到他们自己的炉火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关于英国人对明火的依赖，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据1920年一个专家的评估，英国大多数家庭仍然只靠用固体燃料的明火取暖，几乎专用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拒绝暗火的炉子，不仅有美学上的原因，还有空气质量方面的依据。他们坚持说，炉子与其说是温暖空气，还不如说是燃烧空气。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接触到炉子的金属外壳，会产生一种烧焦的气味，有人推测，这种气味会不可思议地改变着空气，使之变得不仅散发着臭味儿，而且有害于健康。另外，炉子限制了从烟囱排出的大量空气，也就减少了室外空气往室内的流动，从而削弱了房屋的通风效果。因此，英国人仍然坚持使用他们传统的壁炉，以燃烧过量的煤为代价，换取炉火这一悦人的景观，和闻不到灰尘焦味儿的优待，以及可以稳定地带来室外空气的加热系统所提供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很值得怀疑，因为那室外的空气通常是被严重污染的。
在大多数日子里，伦敦的空气仍然比曼彻斯特的干净，但是在某些寒冷无风的情况下，烟和雾的共同作用常常使伦敦即使在白天也陷入完全的黑暗，把无数市民困在路上。1812年一个这样的天气里，《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人造光，即使在窗前也根本不可能看书或写字。午前时分，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两码开外的行人。”这则报道虽然凭其不同寻常而登上了次日的报纸，但伦敦人却并不以之为奇，只是议论了两句就把它置之脑后了。
伦敦素来以雾著名，包括偶尔的“大臭雾”（Great Stinking Fogs），这个名字来自一位17世纪天文学家的气象记录。然而，在1750年至1890年间，伦敦起雾的频率在显著地增长。自然的气候波动是这种增长的一个原因，但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顶端这样的高空，就很难看到脚下的城市。拜伦爵士称伦敦的模糊轮廓是“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海煤遮蓬，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烟是伦敦的精髓部分，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伦敦被戏称为“浓烟之城”。
这些雾由于并非自然之物，因此也成了美丽的一景。许多居民和游客都把烟雾看作伦敦的独特之处，并认为它增加了伦敦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这也许是19世纪为净化城市空气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英国作家们称伦敦的浓雾是“庄严的帐篷，裹着这座世界之城”，并称它们“心爱的烟雾”。
确实，在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中，虽然有些人为这烟雾而惊骇不已，但更多的人却为它的魅力而倾倒。19世纪晚期，一位加拿大游客写道，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舒服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可靠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1883年，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诗人写道：“今天有黄色的雾，它常常能使我焕发生命的活力，它具有变幻事物的魔力……连计程车也镶上了一圈光环，过往行人像暗淡壁画中的人物那样，似乎具有无数种暗示，激发着我的想像力。甚至灰色的、黑色的雾，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任何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景致感到厌烦的人都会因此而愉悦。”不知为何，人们所描述的伦敦的雾常常有着奇怪的颜色，偶尔还会有橘色和深咖啡色。
在这些审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污染将会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带来混乱和毁灭，特别是当浓雾在城市上空逗留三天或更长时间不散的时候。比如，18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场厚重而寒冷的雾降临伦敦，绵延伦敦城外方圆50英里，直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才散去。可见度只有几码，《泰晤士报》天气专栏的一篇简讯写道：“所有的出行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步行穿越主要大道交叉口的人们。”这场大雾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由于它的缘故，有时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那悲哀和混乱的人群，医院也人满为患：马车撞上了灯柱或其他障碍物，公共马车或两轮载客马车撞倒了行人（有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两者同时撞到），骑马的人摔下马并被踏伤，还有一列火车撞到了一个正在铁轨上安置雾中交通灯的人。警察忙于安抚丢失孩子的群众。这些报道的因雾而引起的死亡中，最普通的是四天里发生的二十例溺死事件，他们有的是不小心跌入了泰晤士河或城里的运河，有的是因游艇相撞而被抛入水中。还有一些死亡没能记载下来，例如城中正要展出的许多牛在雾中毙命，剩下的那些牛都悲痛萎靡，不得不立即把它们杀掉。
在这众多与出行有关的死讯中，《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两位先生分别在两起事故中的死亡，他们先是摔倒在大街上，随即因“吸入雾气”而很快死去。由于报道了这两起因吸入雾气而导致的死亡，《泰晤士报》被两道重要的命令勒令停刊。几十年后，一份对伦敦死亡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1873年的那场雾杀死了270到700名伦敦人。而1880年的另一场雾杀死了700到1000人，1892年的一场雾杀死了大约1000人。这些死亡事件大多都没有报道，人们担心的也并不是雾带来的致命伤害，而更多的是街上戏剧性的混乱。
19世纪的伦敦人也许有一种统计学的技能，似乎即使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