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方打开局面，带动全国的必要，于是选择了上海，希望在上海打开局面，造成声势，以吸引全国文化界人士参加。这样，就决定派萧作霖去上海与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复兴社”分子说干就干。1934年12月，萧作霖到上海，立即与刘炳黎、孙伯骞、倪文亚等人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组织。首先得到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同意参加筹备委员会，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开始大力招收会员。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大学教授也有百余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随即举行了选举大会，选出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黎、倪文亚、孙伯赛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推吴铁城、刘炳黎、萧作霖等为常务理事。这样，“中国文化学会”在上海的局面就算初步打开了。“复兴社”分子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都迁到上海由萧作霖负责发行。“复兴社”又将萧作霖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另办一《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复兴社”共有五个刊物在上海发行。这种阵势，对其它地方“中国文化学会”分会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紧接着就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陈立夫对自己在文化界建立的势力范围本是充满信心的，他也一直想建立一个统辖全国文化界的机构，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迟迟未能动手。不想“复兴社”分子们不知天高地厚，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是几个人一核计，拟了一个宣言，“中国文化学会”便即产生。接着，竟不顾规矩，不择手段在文化界展开活动。“中国文化学会”刚成立，在武汉的《扫荡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刊出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消息和该会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随后由该会书记萧作霖亲自率领大批“复兴社”分子进军上海，打着名誉会长蒋介石的旗号，到处伸手。“复兴社”的这一行动，打得CC派措手不及，为了想出应付办法，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沧波、程天放、萧同滋、吴醒亚、潘公展、丁默屯等江苏、南京、上海一带CC干将，齐聚上海，共议此事，商讨对策。最后，还是吴醒亚有办法，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一面由陈立夫、陈布雷去面谒蒋介石，申诉“复兴社”违背蒋介石的禁令，插手不应由“复兴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的工作，要求蒋介石勒令“复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