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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场。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3．软刀子杀人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提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判定的“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顾顺章在陈立夫的策略中，首先成了成功的“试验品”。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淮河畔。堂字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占据。
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的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人，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
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就躲得更隐蔽，我们无法再杀戮他们。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久，蒋介石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和策略。
这一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而通过这些叛徒、特务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
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均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务逮捕。
蔡孟坚为了对顾顺章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