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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