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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陈其业最多只能算是吴兴小县的一个开明士绅。在二陈的帮助下，这位原本不愿步入仕途，淡漠政治的前秀才又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先是领导浙江一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在打倒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之后，召开国民会议，陈其业被选任为国民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为日军占领。陈其业被迫率家人跟随二陈入川。被选任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发动内战，又不顾政协决议，非法召集“国民在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又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随后又担任了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其业随蒋介石仓皇逃窜孤岛。此时陈其业已是80高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故乡虽近在咫尺，却难以归乡。在浓浓的思乡愁中，陈其业病了，1961年病死于台湾，时年91岁。
陈其业死后也甚风光，蒋介石明令褒扬。国民党官方机构也为其立传颂德：“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让湖州陈家取得显赫声名的是陈其美，而陈其美取得的功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陈其采，陈其采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先显露头角。
陈其采，字蔼士，1880年阴历九月生，幼时受的也是传统的科举教育。16岁那年，中秀才。
19世纪末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亡国灭种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救亡图存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1894年，正当陈其美入府学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辽宁也几乎被放弃，巨额赔款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浙江杭州等内地城市也被迫向列强开放。对于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径，少年陈其采自是十分愤慨，但如何才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陈其采却还是朦朦胧胧。
已出外经商的二哥陈其美，由于经常阅读报纸，对世界时事，中国国情颇为熟悉。他写信回家劝告陈其采要“勤习西学，以求实用”。从此，陈其采对于西学开始注意。
1897年底，列强又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卫、九龙。时局顿时紧张，赴国难成为燃眉之急。国土沦丧，人心思救治之策。任何一个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有了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但陈其美并不以为变法即能抵抗洋鬼子的枪炮。他认为要抵抗列强的侵略，武备必不可缓。为此，他力劝陈其采去日本学习陆军。1898年，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让这些人回来以后支撑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国大厦，时年19岁的陈其采入选。当时清政府给各省都下了选派留日学习军事留学生的名额，可由于人们对留学学习军事抱有偏见，一些省没人去。这次选派留学生，浙江省人选的学生是比较多的，在人数上仅次于湖南，共有4人入选，除陈其采外，其他3人是吴锡冰、舒厚德和许葆英。在哥哥的影响下，1898年，年仅19岁的陈其采东渡日本，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不久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两件事颇令陈其采受刺激。
一是有一次在与一日本友人闲谈时，友人提到，“我们日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却不是这些从你们那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陈其采点点头。友人接着又说道：“中国人是个优秀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圣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变法图强吗？”陈其采无言以对。但变法图强的想法却是深植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道：“岳飞、文天祥是贵国英雄，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许就不会亡于满人手中。”顿了顿，店主又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可惜你们现在还没有。”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在默不做声地买下店主所荐的两本书的同时，陈其采已暗暗发誓要成为岳飞、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统治。
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陈其采在军校学习更加努力了。闲暇时间，别人去游山玩水、留连舞场，他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四年的留学生生活结束之后，陈其采回到了故乡吴兴。这番陈其采可谓衣锦还乡了。按他的条件，在浙江省府谋个美差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经历，他毕竟是个热血男儿。在故乡短暂停留之后，他来到了湖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曾是一个革命的中心。陈其采在这里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升任标统。在这期间。他还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暗中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准备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直活动于军界中，1907年调任南京第九镇参谋。后以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阴谋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协助同盟会策划倒清。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上海洪帮地位最高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洪帮老头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据说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宇。陈其采和范高头本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范高头的手下都是些输打赢要的流氓，为了免于和其它帮派以及自己之间争强夺利，各有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技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毕业回国时，曾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在此时，范高头的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的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劝解。不想这个英国人太蛮不讲理，对芮德宝也动了手。芮德宝劝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当流氓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将这个英国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洪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