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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
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
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作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
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品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要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本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
不用说，当时国民党政权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
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
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声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当年4月28日在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上访问了陈立夫先生。
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
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有关，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
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已，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这种研究工作。
所以，把他的片语只言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一二，似乎并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地从阴阳山会谈的话题提起。
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
这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地注视着我，微笑着一言不发。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未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
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谈：“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比不听总是要好的多！”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答以陈先生在美1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
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
他抱着管走到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我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好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财经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就要抛弃这个政权的。
“财经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更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
“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他们军政统治的一个必要手段。
“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价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败了我们的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
“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价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
“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什1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币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
“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亦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而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可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最后，陈先生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当时我们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
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地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地点画出了将来。
4．无忧·无辱·常乐
陈立夫携夫人经过长途旅行，返回美国。
陈氏夫妇回来一看，他们的农场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40多天无人照管，房屋积满灰尘，地里杂草丛生，一片凄凉。
陈立夫夫妇立即卷起衣袖进行打扫，重整家业。
几天之后，这里的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不仅如此，陈立夫又扩大了农场规模，所养的鸡最多时已超过7000多只。他们夫妇两人忙不过来，又雇佣了几个工人帮忙。
他们很快又投入了另外一种生活，失去先父的哀伤，台湾政坛的纷争，渐渐置于脑后。
陈立夫喂鸡、卖蛋、读书、写字，真有一种“或植枝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由于时间充裕，陈立夫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讲讲课，日子过得很逍遥。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使陈立夫又多了几分闲情逸致。夫人孙禄卿善于书画，作品颇丰，陈立夫除了吟读古诗名句以外，剩余时间，也向夫人学学书画，夫妇二人互相切磋勉励，家庭气氛更加和谐美满。
一日，夫妇二人在家闲坐。
孙禄卿给陈立夫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的陈立夫头戴斗笠，肩负重担，独行在田间小路上，路两旁是鸟语花香，芳草侵道；天空碧蓝如洗，清澈若水，远处雁阵高飞，人字成趣，脚下一条小河若飘荡的绸带，缓缓东流，好一派。冶人风光。
画面的落款上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夫君兴来所作。”
陈立夫望着夫人的作品，心中忽然荡起一种自得的神情。
孙禄卿问道：“怎么样，喜欢吗？”
陈立夫笑起来：“太妙了。太妙了。”
孙禄卿接着说：“这幅画比我以前的作品有诸多变化，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想了想说：“从用墨上来讲，比以前更加挥洒自如，一泻千里，追求古朴自然的内蕴，展现流畅的线条与传神的人物形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真乃传世之作。”
孙禄卿并不完全满意他的夸奖，接着问：“还有呢？”
陈立夫又看了一会，没说出什么。
孙禄卿笑着说：“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生，这幅画却完全是写意的，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摇摇头：“写意？”
“对！大写意。”孙禄卿说。“你瞧，你头戴斗笼肩挑重担，迈着悠然自得的步伐，行进在田间小径，术》就是写意。”
陈立夫还是看不出来。
孙禄卿说：“斗笠象征着你曾为官，斗笠之所以偏到一边，是因为你已把官场置之脑后，肩挑重担，而又悠然自得，是说你摆脱了政坛上争论倾轧，还民间百姓生活，虽肩负重担，而心情舒畅，万事悠悠。用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衬托你田园生活的乐此不疲，使这幅画完全成了你此时此地心情的写照，从而，也抒发了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妙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