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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台湾当局主动作出安排，他好顺水推舟，在这之前，他不得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当时，新闻界各执一辞，引起哗然。
据接近陈立夫的一位人士透露，陈立夫在书面讲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立夫此行并未打算在台北久留。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在讲话中不提及这个问题就是了。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立夫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示，除非他的确有意返美。
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完全是事实。
几十年的政治生活。留给他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他当年远走美国完全是出于无奈，是想出去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政权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念头也就渐渐打消了。
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想顺便观望一下台湾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台湾能容，他还是有意回台，自谋生计、远走他乡毕竟也是很凄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思乡之情，是任何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拜望蒋介石。
一见陈立夫，蒋介石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迎出门外，与陈立夫紧紧握手：“立夫．一别10年，我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呀。今日归来，实乃是令人高兴之事。”
陈立夫双手一拱说：“承蒙总统关照与厚爱！我奉命返回台北，总统，别来无恙吧！”
“好的，好的。”蒋介石操一口地道的老家话，“立夫在美国也混得不错吧，虽然不断打听你的消息．亦曾几次写信予你，但毕竟10年过去了，难得一见啊。”
陈立夫说：“‘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景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只是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陈立夫说这话的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这次回台有什么安排。他说得很婉转，但蒋介石想必会明白。
而蒋介石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果夫去世转眼也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当时我把葬礼搞得隆重，就是因为果夫对中国革命有过杰出的贡献，政绩斐然。还有，姚文英（陈其美之妻）女土在台湾大学卧病多年，我也经常派人前去看望，最近身体还好，这请你放心就是了……”
陈立夫嘴上说：“多谢总统关照。”同时细听下言说什么，但等了半天，蒋介石总扯不到正题上来，他有些灰心。
陈立夫哪里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蒋经国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稳固，CC派的势力还不可低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让陈立夫卷土重来呢？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以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报道也很少。
“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煌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这是《公论报》对此情形作出的评论。
几天以后，蒋介石又找陈立夫单独交谈过几次，谈话内容跟第一次大同小异，始终没有劝陈回台定居的意思。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亲自陪陈立夫前往陈果夫墓祭奠扫墓。
蒋经国还几次去探望陈父陈其业。
陈立夫见重返政坛无望，便一心一意侍奉父亲，尽一个远道而来之子的孝道，但陈其业毕竟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
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
陈诚、蒋经国等率2000多名国民党要员参加葬礼。
台湾的《征信新闻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陈立夫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劝陈“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
此时，蒋介石的“改造”运动已见成效，肃清CC派系已是时间问题，然CC派仍负隅顽抗，张道藩下台，CC派失去了“立法院”长，显然是一大失败，为了挽回面子和减少损失，他们又争副院长的位置。
正在这时，CC派见陈立夫返台，觉得有了主心骨，纷纷向陈立夫靠拢，指望他能站出来说话。
但是，陈立夫看出CC派与主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如果帮助主流派来压制CC派，等于控制自己的墙角，他也不会那样干；如果支持CC派闹下去，蒋氏父子更不能谅解。陈立夫感到十分为难。
陈立夫只能说一句话：“不问政治。”
CC派的人问陈立夫能不能回台湾定居，陈立夫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陈立夫为父亲奔完丧，即悄悄返回美国。离台前，他考虑到再回台湾已不是件容易事，便携夫人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3．再度赴美已然淡泊和自省
陈立夫在台湾住了42天，一般都深居简出，即便是他当年的下属CC派们来访，他也“莫谈国事”，只是互相问候，拉拉家常，或者找知己谈谈中国文化，跟实业家谈谈养鸡，很少主动到外面走走。
他没忘记远走之前的失意，也没忘记自己此次返台的身份和目的，他显得很谨慎。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一般不见，实在无法推托，也是把话题避开政治。
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
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在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
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仍决心置身事外。
这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介石表明他的心事了。
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影响，似应拿回去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介石只说容考虑后再议。
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的某晚报上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将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效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到“白头偕老”的厚望。
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众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愿望。及去年门960年）“国大”召开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以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力矢忠贞到底”，才使他们看得“儒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4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
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
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有关报纸也进行了报道：
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风光。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
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
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