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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
没有遗嘱，而有遗言《铮谏之文》；没有遗产，而有遗著《老病人谈中西医》。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死后也让他倍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