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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
独揽西南军政大权的胡宗南，虽然身高不过1．6米，但他发誓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国民党强撑起西南的残破河山。
胡宗南决定在与解放军交战之前，先把叛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解决，这是效仿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胡宗南一面命令直隶兵团移防新津，十八兵团调至新津与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御东进之解放军，如果成都难保，则做好向西昌突围的准备。
一方面将成都以北地区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命令16兵团向广汉地区收缩，预防被分割包围，又可抗击南下之解放军。
做好上述准备之后，12月16日，胡宗南打电话给驻郸县的陈克非二十兵团，他对陈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干掉邓锡侯驻彭县的一二六师。”
同时，胡宗南又命令驻郸县的罗广文率十五兵团解决邓锡侯驻灌县的二二五师。
胡宗南认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两个师，右侧翼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和杨森的二十军相逼，左侧翼陈克非和罗广文的两个兵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歼灭。
歼灭了这两个师，就扫除了内忧，免除了内应外合的隐患。
两道命令下去后，他一方面将财政部长关吉玉离开成都前为他准备的几箱银元兑换成黄金，然后安排心腹到香港市场上去抛售，为后路作准备。另一方面则忙于上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仪式上。
虽然人马都是原西安绥署的那些，但过场还要走一下，尤其是官瘾还未过够的胡宗南，还希望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给残兵败将们打气。
陈克非、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以后，却按兵不动，一方面以兵力不济，恐难取胜应付；另一方面却加紧了与刘文辉及解放军的联系。
陈、罗的思想变化，胡宗南一无所知，竟蒙在鼓里。
几天后，胡宗南不见陈克非、罗广文进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外围的部队，打电催问，陈、罗以兵力不足相推。
胡宗南也许是将钱财转移好了，也许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也许是接到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逼近成都的密报。总之，他对保卫成都已经失了兴趣和信心，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实现“保存实力，转移西康”的目的。
12月ZI日，胡宗南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个个都愁眉不展，精神沮丧，会场十分压抑。
胡宗南模仿着蒋介石平时训话的样子，照例数落了一套共产党的不是，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气焰越来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控制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目前又在向川西平原集结，对成都形成包围之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胡宗南越讲越有情绪：“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裁的部下，我们与共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要遵循总裁的训示，树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
“只要我们激发天良，把死字压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能打败共军的进攻，粉碎共军的包围圈。只要我们能打出，就能安全撤到西昌。
“到了西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凭借大小凉山的复杂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保存实力，求得发展。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兵团，诸位长官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我相信打开一条出路是没问题的。
“总之，我们要誓死忠于蒋总裁，誓死忠于党国，要与成都共存亡。”
陈立夫不是军人，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听了阎锡山的传达，很是感动。
陈立夫及时把胡宗南的讲话传达给了内调局的特务们，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有国军的精英们在，成都是能保住的。
陈立夫再三强调：“第三次大战总有一天会爆发，收复国土指日可待。”
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川西地区的6个兵团，已有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相继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被解放军改编了。
此时，“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胡宗南已放弃成都，飞往海南。
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内调局的特务们的末日一天天逼近。
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靠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逃跑。
也有结伴逃跑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化装成难民，结伴而逃住在重庆一个小旅馆时，被逮捕。
在邓睐、大邑一带，一些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有的被人民解放军抓获，有的被击毙。
就这样，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生存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
这个机构是陈立夫一手操办起来的，它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反共起家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的彻底瓦解，彻底完蛋。
面对特务分子的纷纷溃逃，面对内调局的土崩瓦解，陈立夫心里像插了把刀。
陈立夫像破了产的财主，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面对眼前的局势，陈立夫不得不为自己的去处作出选择了。
尽管他对党国一片忠心，对蒋介石热心拥戴，而面对现实，面对蒋总裁和国民党头头脑脑纷纷逃往台湾的现实，面对解放军对成都大兵压境，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将无一点生存之地的现实，他必须做逃往台湾的打算了。
陈立夫心中无限凄楚。
他曾发誓，他要坚持到底，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他曾雄心勃勃，虎视眈眈，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
陈立夫终于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俯瞰幅员辽阔的大陆，他心中掠过无限惆怅。
第十六章 被挤出政坛
1．陈诚说：“把陈立夫送上火烧岛”
1950年，台湾。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万众颜欢之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及其家人们，已退缩在孤岛上唉声叹气，愁绪满怀。
大陆已别，台岛飘摇，内外交困，千疮百孔，台湾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新华社元旦时评庄严声明：
“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示了旺盛的气势。
美国如何看待台湾，这是蒋介石极为关注的。不料，望穿秋水，等来的消息，却让蒋介石的希望变成失望，以至绝望。
1950年1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告，美国政府绝对不插手台湾事务，“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