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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申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申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申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申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尝，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
第二部分第6节 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为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尔丹、力败沙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地广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这种势头在乾隆前期还得到保留，乾隆本人也算勤勉。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年川楚“教匪”开始起事，此后愈演愈烈，说明政治统治已发生危机。这一年开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专政，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所以自雍正以来兴起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造被封杀，大量的学者和文人被杀的杀，剐的剐，株连的株连，灭门的灭门。这说明他预感到思想统治也发生了危机，神经变得极为脆弱。这一年开始编纂《贰臣传》、《逆臣传》，将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如钱谦益、朱彝尊、毛奇龄等都列入贰臣，把在清朝封官后又反清的人，如吴三桂、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这说明他们对文武大臣和各种人才已存有严重的戒备之心，不再想如何利用他们，而是如何防范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康乾盛世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也逐渐走向尽头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和家为世家友好，翁同和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和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得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和作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和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和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匿”，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话说回来，张謇也确非等闲之辈。他入仕后，觉得在官场上混没前途，就主动弃官经商，去搞实业，成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了。他反过来对翁同和也有很大的影响，翁同和的那些较新的思想、知识，多是从张謇那儿来的，颇有点像康有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梁启超那儿贩来的一样。而翁同和为此在守旧派眼中逐渐被视为异己，不断受到排斥。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侯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哪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