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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则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则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也，尤不可以不防。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滤，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不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曾国藩本想藉新帝气象，效仿乾隆名臣孙嘉淦冒死直谏，实现其郁积多年的政治抱负。曾国藩在递上奏折后，曾经坦言：“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然咸丰帝终究不如祖父乾隆，他与孙辈的光绪帝并称清代两大“苦命天子”，除时代因缘外，个人实逃不脱关系。他收到曾国藩折子后做的首要之事却是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
君臣之间的诚谏虚应奠定此后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国藩每每以“血诚”之心换得咸丰帝的冷眼相对。曾氏经常提及的“艰难困顿”很大程度来自咸丰帝对他的猜忌与疑虑。究其主要原因，当是曾国藩创设湘军。
咸丰二年后期，全国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发动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将战火蔓延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全力攻打省会长沙。长沙一时成为清廷布防重心。当时长沙城的清军兵力远胜于太平军，驻扎六万余名士兵，领兵将领计总督两人、巡抚三人、提督三人、总兵十二人。太平军猛攻长沙不下，天王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萧朝贵中炮而亡。太平军决定向北进军，进入洞庭湖流域。清军非但丧失剿灭太平军于长沙的有利战机，其衰弱腐朽亦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曾国藩形象地描述道：“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靡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而未闻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
当时的绿营军可谓“见贼如鼠，见民如虎”。将领忙于发国难财，克扣军饷；士兵则因饷薄无以自存，往往兼营小贩。钦差大臣向荣负责防剿江浙太平军，每日犒赏绿营，劝兵出战，指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开战在即，向荣下令：“明日出五成人。”士兵们却鼓噪说：“天热谁肯打仗，若出二成人便去！”部将无奈，将实情禀报向荣。向荣道：“至少也要三成！”部将暗自忖量：“三成恐怕差不多，也许肯去。”出告于兵，兵则怒曰：“二成便去，否则不去！”部将劝之终不得。夜晚，向荣点派出战人员，部下纷纷推脱，或称肘有疖，或称足生疮，或称已三日没吃饭，皆不肯接取权杖。次日迎敌者不过一成人马。出战士兵袒胸裸腹，以布围腰，辫线粗一握盘顶，东先西后，不成伫列。大家抵达城下后，即各自释弃刀杖，席地而坐，或与敌方通火吸烟深谈，或认亲叙两军光景。至倦且饿时，则曰：“该吃早饭了！”于是大呼狂笑喊杀，鸟枪不纳弹，犹向天放，又咳声作势曰：“开炮！”则闻“砰匍”声，群呼曰：“杀贼不计其数……”此时大营奏捷已缮写完毕，文曰：“杀贼不计其数。”碰巧向荣一个亲兵有事要到大营，途中遇见数名清军向太平军营垒徒手逍遥而去，因问：“何往？”答曰：“那边吃饭去。”亲兵莫名惊诧，到大营后将此事报告主将。主将的答复更令人啼笑皆非，云：“随他吃去，这边正缺饷……”此种军队如何能战？
针对正规军不堪一战的状况，咸丰帝不得不作出调整，号召地方举办团练，助官兵防剿。内乱初起，咸丰帝对举办团练非常慎重，仅允许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推行。陕西巡抚张祥河曾建议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却遭咸丰帝质疑。
相对来说，咸丰帝更看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据《清实录》载，咸丰元年、二年间，咸丰帝与各地督抚廷议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计有十八次之多。“坚壁清野”一时被内外朝臣视作“平乱良方”，屡次上陈。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国难当头之际，曾国藩家中又遭变故。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母亲江夫人辞世。事发当天，曾国藩接到谕旨，充任江西乡试主考。曾国藩已十余年未曾回乡，此次赴任离家不远的南昌，决定考试结束后请假两月，回籍省亲。行至安徽，曾国藩闻母亲病殁，遂改道湘乡回家奔丧。曾国藩抵湘后切肤感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狂飙之猛烈。乡居期间，他写下《保守太平歌》，号召地方士绅振作人心，保家卫国。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接到圣旨，令其在乡举办团练。这份谕旨改变了曾国藩一生的命运。
内容如下：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现闻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稽查土匪诸事，务必尽力不负委任。
当时曾国藩母亲还未发丧，灵柩停放在家，尸骨未寒。按照清制，官员服丧期间仍须办公者称为“夺情”。曾国藩是著名的孝子，当然不肯因“夺情”而遭人耻笑，乃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恳请“终制”。书信尚未发出，张亮基的信件却先到一步，告知湖北省会武昌已为太平军所占。恰在这一天，曾的好友郭嵩焘也以奔丧吊唁为名，充当张亮基的说客，规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对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父亦支持曾国藩出山。曾国藩遂决意于湘乡创办团练，“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曾国藩之办理团练，改变了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的统治格局，有历史学家评价其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此举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曾国藩举办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乡“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在现有团练基础上，曾国藩提出其办团的重要思想——“赤地立军，别开生面”，即抽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军——勇营。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湘乡生员罗泽南、王鑫等人即已倡办团练。罗泽南等并不像曾国藩般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保甲，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