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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孺，光绪进士，甲午战争时期入直南书房，任国子祭酒兼练兵大臣。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看到他们在北京的野兽暴行后，十分愤慨而投池自尽。他搜集的上千片甲骨由其子卖给刘鹗。刘鹗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捐官治河，很有成绩。范维卿和另外两个古董商赵执斋、方药雨也把收到的甲骨卖给他。刘鹗又让他的三子买到千多片，他一共购得5000片。
光绪二十八年，刘鹗在上海寓所与朋友罗振玉讨论甲骨文。罗振玉怂恿刘鹗拓墨影印，并结合《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经孙诒让、日本林泰辅学士考订，第二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石印，线装6册，拓印1058片。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字叔宫，号雪堂。孙诒让，字仲容，同治举人，经文家兼文字学家。尔后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有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与此三人合称四堂。1978－1982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有力见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文字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代学者对于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出版与藏书
清代图书业十分繁荣，出书种类多，卷帙浩繁。从西汉以前到明代出的书，根据方厚枢《中国书知多少》，才62016部，666446卷。清代200多年，出书多达126649种，170万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只是经史子集部分，就有8000多部。清代所出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规模最大，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中的盛举。
清代图书出版繁荣，有几个原因：
一、清王朝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善书法能诗。为了文治的需要，他们积极鼓励著述。《啸亭杂录续集》说：“列圣万机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模仿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他们勘定的图书，就有157种，22580卷（此据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二、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
三、学术勃兴。梁启超把清朝200余年比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不与清王朝合作，潜心著述，开启了清代的朴学。中期的乾嘉学派，大兴朴学，考证由经学蔓向历史、地理、天文、算术等数十个方面。清季大兴考伪之风，并起古今文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译风骤起，敦煌写经和殷墟甲骨文，研究甚盛。中国危亡，研究中国出路的也多。于是，“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巨制，不可殚纪。”
四、出书手段多。有手写，如《四库全书》；铜活字印刷，如《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排印，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石头记》；锡活字印刷，如马瑞临《文献通考》；磁版印刷，如徐致定《周易说略》；木刻版印，如徐乾学所辑《通志堂经解》。此外还有泥活字印刷、铅活字印刷、石印、铅印等。石印与铅印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洋引进。
清代图书业兴旺，藏书处也多，藏书楼有国家的更有私人的。国家的，有七阁和建于明代的皇史宬，其他官藏还有昭仁殿、五经萃室、南巽殿、紫光阁、舆图房。私人藏书处很多，有名的多在江浙。其他地方有名的，清初有江苏的绛云楼、汲古阁，天一阁，晚清有山东聊城的海源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皕宋楼与杭州的八千卷楼。
下面简介七阁和私人藏书楼。
七阁是清代乾隆时造于各地的用以储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文渊阁在北京紫禁城东南角文华殿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中，乾隆四十年（1775）建；文津阁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乾隆四十年（1775）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文汇阁在江苏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文宗阁在江苏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文澜阁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书七万九千余卷，三千五百种，历时十年完成。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每册都盖有“文渊阁宝”四字，与“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每卷首钤有“文源阁宝”印，上加“古稀天子”圆玺。
七阁之中，文源阁在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焚毁，文汇阁在咸丰四年（1854）焚毁，文宗阁在咸丰三年焚毁，文澜阁在咸丰十年倒塌，书多有失。
传是楼是徐健庵建的藏书楼。徐健庵（16311694），江苏昆山人，名乾学，字原一，“健庵”是他的号。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编修，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告老还乡，建传是楼，以藏其书。
传是楼筑在他居所之后，共七间，贮书若干万卷，分经史子集四种。所有的书都按部归类，淡黄的书套、白色的标志光彩夺目。
徐健庵把儿子带到楼上对他们说：他认为给子孙遗留土地财物、金玉珍玩、园池台榭之物都是眼光短浅的做法。他与众不同，传给子孙的是楼上的书。并将楼命名为“传是”，著名的散文家汪琬写了一篇记。汪在记中论述了藏书的意义。
汲古阁是毛晋（1599－1659）建的藏书楼。毛晋，初名凤苞，后改名晋，字子晋。该阁所藏宋、元刊精本，打上宋本、元本椭圆形印鉴，又在首页加盖甲字印。其余藏书印上“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或“毛氏藏书”或“东吴毛氏图书”或“汲古阁世宝”或“子孙永宝”或“子孙世昌”或“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或“开卷一乐”或“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或“弦歌草堂”或“仲雍故国人家”或“汲古主人”或“汲古得修绠”。还有的盖上朱方大印，其文云：“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友，无宁舍旃。’”
天一阁建于明朝，原是范钦的藏书处，在鄞县（今宁波市）。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阁初建时，下面凿一池，四周绕以竹木，阁未署名。收集碑刻时，忽得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阁石刻，以为其意恰好与阁之凿池意图吻合，便移其名为阁名。范氏立法，书不借人。子孙读书，就在阁上。别人要是入内看书，要先报告范氏后裔。许可后，由人导往。
晚上禁入。不许在内吸烟。
阁门重重封锁，鲜有人进，到处是蜘蛛和蝙蝠粪便，狼藉不堪。
初藏书53000多卷，明清时为浙江藏书第一。由于盗窃原因，光绪时，十之九散失。
红豆书店是惠栋（1687－1758）藏书处，在江苏苏州城东南冷香溪北。
相传东禅寺有红豆树，为白鹤禅师所植，老朽后又萌发新枝。惠栋祖周惕移一枝种于阶前，生意郁然，乃自号红豆主人。惠栋亦以红豆名藏书处为红豆书店。
惠氏三世治经，闻名东南。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该树。
涵芬楼是宣统元年（1909）张元济（字菊生）创建的图书馆。原址在上海宝山路，靠近沪宁车站。
馆中藏中文书12000多种，其中宋刊、元版、精校、旧抄之本有500多种，附藏西文书3800多种，日文书400多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中藏有全套600册《永乐大典》（原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已将涵芬楼并入其中的东方图书馆在战争中焚毁。幸好574种珍贵图书已转移，得以保存，现存北京图书馆。
清代书画
首先说清代的绘画。
清初以“六大家”和“四僧”的画著名。
“六大家”包括“四王”和吴、恽。
“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ī）。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娄东人，祖父是明代万历朝的首辅。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为同族子侄。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