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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
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
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
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
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
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
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
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
“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
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
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
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
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
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
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
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
电》之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
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
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
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
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
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壁
君、曾仲鸣的3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
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
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
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
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
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
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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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
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
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
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
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
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
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
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
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
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
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
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
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
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
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
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
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6000元 （合约2000美元）。
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
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
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
“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
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
“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
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
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
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
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
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
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
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
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
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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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
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
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
人都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
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
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
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
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 （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
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
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