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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始终一贯同意的目标——从军事上彻底打败他们的敌人——最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还是不明智，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它反映了联盟战略所固有的优势，在美、英、苏这样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强大盟国之间，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员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且仍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达到他们远大的战略目标时，一种不是把一切都服从于军事考虑的战略，的确是冒险的。1944年中期，显然他们已经拥有可以相当迅速地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手段。即使到那时，允许他们的一些军事决定脱离严格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分歧。
关于邱吉尔先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夙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罗斯福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想法的，指出巴尔干是美国舆论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部队的地方。吹得更为振振有词的是邱吉尔先生渴望出动一支盟国部队，在铁托的非正规部队支援下，穿过伊斯特拉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间隙向维也纳进军。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的部队先于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但是1944年11月，俄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们是否应当不同意盟军执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进军的计划（ 这项计划如果成功，将使他们处于向维也纳挺进的地位） ，而坚持要他们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德黑兰，斯大林挺身而出，强烈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一年以后，他却建议从伊斯特拉向维也纳推进，“支援通过匈牙利前进的红军”。
西方盟国在联合使用他们的部队方面是否应当服从于政治考虑，这个问题在战争末期变得严重起来。直到苏军席卷波兰以及介于苏联和苏军与盟军在德国腹地的会合点之间的其他国家时，才出现这个问题。斯大林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他在不背离大家都同意的战略的情况下，正在利用这一战略赋予他的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一劳永逸地变成共产主义卫星国。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书中，十分清醒而透彻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据。……邱吉尔先生通过盟国之间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伟大朋友”罗斯福先生的磋商发出警报，而且调子愈来愈紧急。他首先试图说服罗斯福先生，在他们两人间和他们同斯大林之间，就划分解放了的欧洲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达成一项工作协议。罗斯福先生表示拒绝。他的行动所依据的设想是，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苏联都能够在东欧和中欧拿到它所想要的东西。无法使他（ 罗斯福） 相信：我们只有靠军事上不合作的威胁，才可望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东西，是值得冒俄国在军事上同我们疏远的危险的。这样，纯军事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最后，在1945年4 、5 月间，这时忧心忡忡的邱吉尔先生鼓吹英、美、法军队迅速突入德国，与俄国人会师，并且必须等到斯大林放松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时，才撤退到预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领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先生认为，这样做将会失去让苏联坐到联合国里来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是盟国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联盟再也没有共同危险这条钢铁纽带把它维系在一起，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胜利，而是什么时候胜利，因此，这个时期联盟的成员国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争夺战后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国却全力以赴地反对西方盟国背离军事战略，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到这时，罗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先生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两人都坚持一项政策，即竭尽所能反对对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国承担政治义务，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当时，美国人正享有英国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对抗的权力。两位总统始终一贯地为他们的军事参谋长们开绿灯，而他们的参谋长们则始终一贯地拒绝那些不是以军事效果为根据的决定。1945年4 月底，当邱吉尔先生鼓吹在俄国人到达以前，抢先解放布拉格，解放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时，马歇尔将军（ 他肯定是三军参谋长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 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后勤，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纯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 缅… 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