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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俱乐部有很多联盟——医学专家，工程学俱乐部，商界领袖，以及其他地方性的俱乐部——她们也切实地拥有自己的主导权。环境史学家大卫·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在分析这个时代时总结道：“女性虽然仅被当成操持家务者和道德守护者，但她们对空气污染的谴责却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但是，由于她们是女性，而且往往是特权阶层的女性，因而，她们对于改善空气的渴望常常被认为是肤浅的、脆弱的。有人对匹兹堡的女性提出了非议，说她们之所以想要去除煤烟，只是为了改善她们的肤色，而不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
在寻求解决煤烟威胁的办法的过程中，许多女性团体确实采取了坚定而可行的措施。她们与工程师们一起，从技术和实践上试图控制煤火，使之变得更清洁。虽然她们还没有选举权，但由于她们的游说，市政通过了关于禁止排放浓烟的新法令**，她们还为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做了许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她们为执法而做出的努力往往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1909年，当芝加哥的女性俱乐部成员表示愿意协助城市煤烟检查员确定违规的烟窗时，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漫画：女人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优雅地坐在城市的屋顶，一边看着从烟囱里翻涌而出的煤烟，一边绣着手中的花边。
不难理解，燃煤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靠煤烟和煤灰在美学上的缺陷，并不足以理直气壮地予以干涉，因此，煤烟对健康的影响就成了许多行动主义者注意的焦点。但遗憾的是，在衡量煤烟对健康的影响方面，比起几个世纪前约翰·格朗特所做的微薄努力来，科学研究并没有前进多少。仍然有人认为，煤烟是可以防腐杀菌的；不得不说，那个时代对细菌和流行病的密切关注，不仅促使城市不惜巨资建设水利和下水道项目，而且也使煤烟似乎对人体健康比较有益了。即使到了1913年，当伯明翰的钢铁厂要求政府撤销除烟新法令时，一位内科医生竟然支持钢铁厂的提议，并指出，煤烟已在火中得到了净化，不会带有病菌。而更早一些，在1892年，一位煤商在反对去除煤烟时曾说，煤烟把一些黑碳沉淀在肺里，当空气通过这里时，实际上是先经过了黑碳的净化，然后才进入血液。
当然，那些推行除烟法令的人，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早期的行动主义者指责煤烟带来的不仅是致命的肺病，而且还有各种其他问题，如痤疮、痢疾和便秘等。1905年，美国医学会谴责煤烟导致儿童“面色苍白、体弱无力”。更有甚者，还有人控告“罪恶的煤烟”能引起道德堕落。1909年，芝加哥一个女性俱乐部的主席声称，“芝加哥的黑色烟幕不仅使城市暗淡无光、黑暗阴郁，而且还必须为在它的遮掩下发生的低劣、肮脏的谋杀及其他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肮脏的城市是不道德的，因为污垢滋养着邪恶。”
一些医学专家会的成员尽管没有说得那么严重，但也同意煤烟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有着强烈的影响。1913年，一位内科医生在书中断言，生活在阴暗无光的家庭中的女性，很容易“脾气暴躁，常常责骂、鞭打孩子，对丈夫也是恶语相加”；而丈夫呢，往往会嗜酒；孩子们则变得“迟钝，呆傻，甚至走上犯罪的歧途”。同年，一位在匹兹堡调查煤烟影响的心理学家发现，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慵懒”、消沉；他还肯定地说，压抑的空气使他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清晰、准确、深入地思考”。那些把大多数犯罪行为都归罪于煤烟的过激论调可以置之不顾，但煤烟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把它与近来关于弱光使人情绪消沉的发现联系起来，会更有意思。
当时，关于煤烟影响身体健康科学辩论，主要集中在肺病的问题上。19世纪晚期，肺病比今天流传得更广，死亡率更高。比如，在1886年的辛辛那提，三大致命杀手是肺结核、肺炎和支气管炎，31％的死者与肺部疾病有关。煤烟会导致肺病的消息，迅速从德国和英国传入了美国。一篇1905年的德国论文发现，在有烟地区，急性肺病患者比其他地方多，而且动物一旦感染肺结核，会比在其他地方死得更快。1914年一篇重要的匹兹堡论文确认，煤烟和肺炎死者以及肺炎患者之间的联系，不仅使很多穷人丧命，而且还杀害了“许多对社会最有用的商人……社会已经花费了很多精力培养他们”。
那时，关于减少煤烟，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观点。在20世纪头十年里，人们想方设法地计算为煤烟付出的代价，比如因石头和铁遭到腐蚀而带来的浪费，更频繁地洗衣服，对房屋、家具、画作、窗户和地毯的特别清洗，过早地换下的墙纸和帷帐（通常换成耐脏的黑色），为了照明而额外用去的能源，以及被煤灰染脏了的小物件。据估计，这种所谓的煤灰税每年要花费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健康方面的花费。虽然去除煤烟要花很多钱，但煤灰税也许让城市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到底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居民的用煤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绝大多数的煤烟似乎来自别处。毫不奇怪，行动主义者和早期改良者把目光投向了工业设备，大量商业建筑物以及铁路。众多地方团体一起强行阻止铁路使用燃煤的火车，要求换成电力机车。在僵持几年之后，许多火车这样做了。对于其他那些火车，人们不再要求他们停止燃煤，而只是请他们更有效地燃煤。有人说，烟，主要就是未燃的碳，如果有足够的温度和氧气，它们就会“无烟地”燃烧，也就是说，看不到任何散发物。事实上，据估计，全国每年有8％的煤，或者说4000万美元，都被这种烟浪费掉了。如果煤的用户们使用设计更好的炉子，或者把炉子改造一下，使之温度更高，或者仅仅在操作上调整一下，就完全可以解决煤烟的问题。
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第18节 煤君主沉浮录（4）
在当时，除烟运动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运动的主导者不再是女性俱乐部或其他地方俱乐部，也不是医学专家会，而成了工程师。除烟已经越来越远离美学、道德、地方荣誉，甚至健康，而仅仅关乎效率——节省煤的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工程师们接替了城市煤烟检查员的工作，虽然其中有些人的工作比其他人更艰苦，但他们都相信，煤烟的问题可以用修补火炉的工程技术加以解决。蓝色的天空即将展现在人们眼前——只要人们按照正确的技术方法去做。这些改良者都是燃煤方面的专家，而且以推广自己的技术为己任。他们并不从更高的角度考虑问题——除了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燃料。目前的重点是烟，而不是煤。结果，那些坚决反对治理污染的强硬法律的人们，不是煤的生产者，而是煤的主要消费者。
改良者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一些人开始能够想像：如果不那么依赖煤，世界将会怎样。1910年，天然气和石油仍然只提供占全国总量不到10％的能量，略少于木头。即使是这么微薄的产量，还有很多人估计它是昙花一现；宾夕法尼亚州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已被消耗殆尽。1925年，有人估计，石油储量只够支撑14年，而天然气储量也“朝不保夕”。
这些俱乐部、医生、工程师和新法律，对于空气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些城市声称有了实质性的改善。1916年，匹兹堡的官员报告说，在通过了一项煤烟新法令仅仅四年之后，城市的煤烟已经减少了46％。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而且这些评估数字也并不十分科学，但这确实反映了在那些煤烟浓重的城市里，空气正在逐步改善。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良，他们在操作火炉时更加小心谨慎，并且开始使用更昂贵、更清洁的无烟煤或者更高品质的烟煤。但是，当工业发展的焦点转向其他更具优先权的方面，比如取得决定性战争的胜利，天空又会黑暗下来。
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后来所说的，德意志帝国“不是血和铁的政权，而是煤和铁的政权”。若论煤产量和工业实力，则德国落后于美国和英国，只排在世界第三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以煤为驱动力的。*煤不仅提供战争必需的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