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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
这正是本书探讨并力图向读者揭示的东西。
2
必须承认，在探讨中很多宿命的东西困扰着我，这就是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在《写作札记》中表述的：“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是的，是虚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会让整个人类感到虚弱？
我的看法是：历史不是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力量汇集而成的社会情态，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动机汇集而成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变动。历史无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它仅仅是一种不能被进行价值判断的强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类用自己的行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难因为人的愿望和要求被改变，所有个体为了生存都必须与它共处。这时候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某种脱离于人类自身的强固客体，在它面前，人类任何向自我回归的渴望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斗争，一场在灵魂深处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生的起点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真实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虚幻。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大抵也是这样一种状况。
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是现在进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种过去式的述说，一种能够依据某种理性原则联结成为线索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具有强固的必然性，它的质地和方向不容许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就会发现有许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类心灵的轨迹。这就像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原则 ：“我们不能非常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和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它的准确位置，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它的速度。”我们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检测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就不可能确知它的速度或者说运动方向。这很耐人寻味。
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宁可认为不知道历史在哪里，我只能在看到它的那个地方观察它，而我观察它的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别人的地方。历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样，虽然有点点星光，但其深处仍是巨大的虚无，或者换一句话说，尽管历史是一个必须赋予内容——不管必然性还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经历的所谓历史没有内容，他们仅仅是时间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读者过于看重本书的历史叙述，那是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台，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借助的概念，实际上，把它理解为“时间的过程”更为合适。我更为关注的是人类自身，我描写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的人。
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3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发展，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历史会对它做出评价，但这需要时间。就我个人来说，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区域，按照通常规律，这段时间应当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但是我并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进入新的世纪，当我完全彻底地把文学作为惟一生存方式以后，我感觉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感觉自己正在接近这个目标——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写作
长篇小说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你不能够躲避时代的发展变迁对于你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被时间改变着。同样，时间也改变着文学。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 ：“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 ：“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现在是强调这一特性的时候了。
作家有时候要像西西弗那样固执和坚韧，否则你就会和巨石一道滚下山去。我不愿意滚下山去。
4
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完成了《危险的移动》第二部的创作（第一部于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习惯把书稿封存了起来，开始思考下一步怎样执行创作计划。
本书不在计划之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这里的人物却经常闯到我的脑海里来，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想到它，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我。因此，一旦把《危险的移动》第二部杀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母亲·儿子·黄河》找出来，仔细阅读。我发现了将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时也发现了这部作品蕴涵着没有被很好开掘的深刻历史内容，这是一个现在就可以开挖的富矿。于是，我改变了计划，把别的作品推后，优先写作本书。
《母亲·儿子·黄河》是一部较长的中篇，大约八万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经在一份历史研究杂志上作为特定题材作品进行连载，当时反应不错，曾经有电影导演找到我，希望改编成电影。我自然十分高兴，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