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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被废止，村民仍然在进行集体化生产，吴克勤的婆姨秀梅带着三岁的儿子虎生到山上劳动去了，马家崾岘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克勤是专门推开队里的事情，准备在家里款待我的。很显然，吴克勤已经为迎接我的到来做了准备：窑洞被精心收拾过了，一面窗户甚至换了几根窗棂，和旧窗棂相比白得晃眼；窗户纸是新糊上去的，窗台上留着清晰的被抹布涂抹过的痕迹；洛北地区的锅灶都是和土炕连接在一起的，一般前面的浅锅用来做饭，后面的深锅用来烧水，现在，烧水的那只锅吱吱地响着，水已经被烧开了；土炕的炕席上摆放着一个荆条编制的小筐，里面放着亮晶晶的大枣、花生和核桃。崤阳县黄河岸边的“河畔枣”和沙地花生远近驰名，但是核桃却不是这里的特产，不知道吴克勤是从那里淘换来的。
吴克勤按照他的接待计划，用木勺把开水盛在巨大的粗瓷碗里（碗里事先放好了洛北或者内蒙古牧民经常喝的砖茶），小心翼翼用双手捧给我。我已经坐到了炕沿上，砖茶散发出特有的带有焦糊味道的香气，马上唤起了我插队时候的记忆，那时候逢年过节当地老乡就用这样的茶水招待我们。那是很隆重的事情，老乡一定要用双手把茶水捧给你，一定要看着你把第一口喝下去，一定要看到你的满足和赞赏。现在，我就这样喝下了第一口茶水，按照当年的标准，像吴克勤表达了我的满足和对他的茶叶的赞赏：“这是我离开队上以后这么多年来喝的最有味道的茶！”
就像洛北地区所有的土炕一样，炕沿很高，我的双脚离地面足有一尺，所以我不能够跳下来向他表示客气，只能坐着说。但是我相信我的肢体语言让吴克勤感觉到了我的真诚赞叹不是出自虚套。
吴克勤跳上炕来，盘腿坐在我的对面——这表示我们将要用这种方式消磨很长很长时间，就像插队的时候在老乡家过春节那样。我们一边喝着苦涩的茶水，一边吃着香甜清脆的大枣，聊了起来。我们从容不迫，好像谁也不在意时间的流逝。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回忆各自的插队生活，回忆那些目前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同学。我向吴克勤介绍我知道的几个人现在的行踪和下落，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说到和我们同班的某某一年前到香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目前是一家大公司老板，和大陆做生意。吴克勤惊讶得张开了嘴巴，问道：“这不就是过去说的资本家嘛？！”
“也可以这样说。”
我还说到另外一个和我们在同一个年级的人，现在成了某国家机关的厅长，他也很感意外但是并不惊讶，因为他耳闻目睹过许多这样的事情，这已经构成了他的人生经验——“这不奇怪，他爸爸就是高干嘛！”
当然，我也说到了几个活得不好的人，比如和我同在谷庄驿公社插队的丁四，转回北京以后当清洁工人，干了不到一年，就让一辆小轿车撞死在马路上了，最后经过鉴定，竟然是要由死者丁四负全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是在当班的时间扫马路去了，不属于因工死亡，没得到肇事者和丁四所在单位一分钱的赔偿。
吴克勤就唏嘘感叹：“没办法，人命就跟风中的蜡烛一样，不知道啥时候就灭了。”他的口音已经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又说了几个当地人意外死亡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多，比如窑洞突然坍塌下来把全家人砸死，壮年汉子砍柴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娃娃吃东西的时候被食物卡死，因为打架生气，心路狭窄的婆姨喝农药或者跳黄河寻死……等等。
这种状况即使到了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的家乡离北京市不过两个小时车程，经常能够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死亡信息。前些日子我回老家过中秋节，又听到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在半夜用农用汽车往天津送柿子的时候出
车祸死了。这种农用车是一种三个轮胎的运输工具，污染严重，安全性能极差，我曾经极为惊讶有关环保部门和质量监测机构为什么竟然容许这样的杀人武器出厂，并且如此大规模地在乡村公路上奔驰，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东西送了命。很多时候农村人对于这类事情已经不再惊讶。
但是，在我和吴克勤聊天的那个时候，死人的事情还是能够引起人慨叹的，吴克勤尤其说到一个女娃娃的死亡——这个女娃娃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后生，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计生产队长，甚至公社书记文书武装干事做饭的炊事员都强烈地反对这个婚事，为什么？为了女娃娃的幸福！这些人确实都是好意。要知道，一个地主家庭的后代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只能在村子里作为“另类”像某种生物那样活着，就连工分都比同等劳动力少两分，精神上的压力更是无以复加。但是女娃娃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真正像洛北民歌中唱的那样：“若要咱俩姻缘断，除非黄河水流干！砍断脚跟筋还在，哪怕阎王来阻拦。”但是，当整个世界都联合起来阻挠这对恋人结合的时候，他们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一搭里死来一搭里埋，一搭里走向望乡台。”两个人用麻绳捆缚在一起，跳了黄河。
吴克勤长吁一口气，感叹说：“她还没有开始活人哩，就这样走了。”是啊！人生无常，谁知道谁会遇到什么事情？这类话题通常会使谈论这些事情的人产生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已经是一种幸福，你不能再奢求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带着这种满足感把话题转到吴克勤的身上。
“为什么不转回北京去？我听说现在北京市政府有一项政策，凡是目前仍然在农村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即使是结了婚、对象是洛北地区的人，都可以一起转回到北京去。你为什么不转回去呢？”
吴克勤从残缺的眼镜片后面认真地看着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又述说了很多转回北京的好处。
“苏北，”吴克勤轻声打断我，“你尔格是咱们同学当中文化最高的人了，你给咱说说，这事情……就这样了？”
“什么事情？”
“运动呀！”吴克勤好像很吃惊我的无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呀！……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说过去就过去了？”
我的心情突然暗淡了下来——我好像找到了他为什么至今仍然在这里坚守的原因。但是我能说什么呢？你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服一个人改变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形成的强固意识吗？你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一个时代铸造的圣洁的
神话目前正在消融成为无数涓流，每一股涓流都在寻找着自己的途径回到它本来应当呆或者期望呆的地方吗？我决定改变计划，延长我的行期，在马家崾岘住了下来。我觉得至少应当把我感觉到的东西传达给吴克勤，不管能不能够改变他。吴克勤毕竟是我的同学，一起长大的玩伴，我不能眼看着他在已经不时兴堂·吉诃德了的时候还像堂·吉诃德那样活着，他应当有一条更现实的路。如果他仍然不改变自己，我真的难以想象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总能够做一些对他有益的事情。
结果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吴克勤远比我想象得顽固。他完全排斥我的谬论，用当年在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豪迈语气对我说：“我不认为当初和现在的选择是错误的。历史将会最后证明，我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苏北，你会看得到我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路。”
如果我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简直可以理解为他在指责我所有的劝说。我没有生气。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说，人都是环境创造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被环境创造的人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那种样子，他必定比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