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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出她累了，我们全都累坏了，甚至没力气告诉对方今晚我们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世界更安全了，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还是因为他终于被打死了？我眺望我以前从不知道的未来。
海伦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会吹熄餐厅里的蜡烛，会来参加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和大学的开学典礼，会帮我穿好新娘装，如果我结婚的话。饭后，她会在前厅为我们朗诵东西，她会重新回归世界，重执教鞭，她会带我去买衣购鞋，她会搂着我的腰去散步。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有时会游离我们，几个小时不说话，抚摸自己的脖子，也不知道一种折磨人的疾病九年之后会永远地把她夺走——可我们刚刚重新找回她，还远远没有习以为常，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把她的回归看作习以为常，永远不会厌倦等待她的再次出现。
那时我当然预见不到，我们最后的安慰是知道她终于得到了安息，因为结果有可能相反。确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既令人心碎，也令人欣慰。如果我能够预见到这一切，我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爸爸在她的葬礼后消失了一整天，带走了放在客厅柜子里的小短剑，那样我就不会问他为什么，绝不会。
不过在勒班的炉火边，我们拥有将要与她快乐度过的漫长岁月。
爸爸站起来，亲了我，热情地与巴利握手，从沙发上拉起海伦。
“来吧，”他说，她依偎着他。
她的故事暂时讲完了，她满脸疲惫，满心快乐。
他握紧她的双手。“上床去吧。”
从这时起，那漫长的岁月开始了。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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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几年前，我在费城开会时碰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这次会议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的一次国际性聚会。
我以前从未去过费城。引起我兴趣的是历史学家们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们的研究可分为联邦史和僧侣史。我们周围这个生机勃勃的大都市同样令我兴趣浓厚，它拥有更为近代的启蒙共和主义和革命史。我在十四层高的旅馆房间里往下望，摩天大厦和十七、十八世纪的老屋杂合在一起，老屋就像迷你版的新楼。
我利用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避开对拜占庭的人工器皿无休无止的谈论，溜出去，到宏伟的艺术博物馆去看看真实的历史。
我在那里拿到一本介绍小型文学博物馆和市中心图书馆的小册子，这个图书馆的名字我多年前听父亲讲起过，它的馆藏我有理由了解。对于研究德拉库拉的学者们来说，它和欧洲的许多档案馆一样重要。自我父亲第一个实地调查德拉库拉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者已大为增加。我想起来，研究者可以看到布拉姆·斯托克为写作《德拉库拉》而做的笔记，那是他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还有一本重要的活页资料。这个机会难以抗拒。
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些资料。为了他，我要在那里花上一个小时。十多年前，他在调停欧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火时，在萨拉热窝被地雷炸死。将近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它使我一整年沉默寡言，自我封闭。我每天仍在想他，有时是每个小时都在想他。
于是，我便坐在这座城市一幢十九世纪的褐沙石楼的一间空调小屋里，翻阅那些文献。它们不仅散发出遥远历史的气息，也暗示父亲所作研究的紧迫性。
向窗外望去，街上有几棵绿叶轻软的树，马路对面是更多的褐沙石房子，任何现代的添饰都无法压抑其正面优雅的风格。
那天早上，在这个小小的图书馆里另外只有一位学者，一位意大利妇女。她先用手机低声打了几分钟电话，然后翻开了某人的手写日记——我尽量不探头去看——开始读了起来。
我带着笔记本和一件薄毛衣，坐在靠近空调的地方，图书管理员给我拿来斯托克的第一份手稿，还有一个丝带绑好的小卡片盒。
斯托克的笔记内容庞杂，正是我喜欢的。他的笔记纷乱复杂，有些写得密密麻麻，有些又打在古老的葱皮纸上，其中有关于神秘事件的剪报，有从个人日历上撕下的纸张。我想，父亲会多么喜欢这些资料，斯托克如此爱好超自然事物，他会怎样地付之一笑。
不过，半小时后，我就将资料小心地放到一边，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本薄书，封面整洁，很可能是十九世纪的——四十页纸的内容印在几乎是白璧无瑕的十五世纪的羊皮纸上，一份中世纪的宝贝，久经翻阅却如此完好，实乃奇迹。卷首插画是一张脸，多年的辛勤研究使我对这张脸无比熟悉：大眼睛，眼神有些诡诈，锐利的目光穿过书页望着我，浓密的胡须垂在方下巴上，长鼻子漂亮但凶狠，性感的嘴唇若隐若现。
这本书印于一四九一年，来自纽伦堡，讲述了德拉库尔·万达（即德拉库拉）的种种罪行，他的残忍，他嗜血的快乐。
头几行是中世纪德语，我已熟悉，猜得出它的意思是：“在我主纪元一四五六年，德拉库拉干了许多可怕而离奇的事情。”
其实图书馆已提供了译文，我重读了德拉库拉违背人性的某些罪行，不禁颤抖起来。他烧烤活人，他剥人皮，把人活埋至脖子，把婴儿钉死在母亲的乳房上。
父亲研读过其他类似的册子，不过他肯定会重视这一本，因为它崭新得令人吃惊，羊皮纸仍然清爽宜手，保存如此完好。五百年过去了，它看上去就像刚印出来的。干净得令我不安。
过了一会儿，我用丝带重新扎好，把它放回原处。看不到它，我倒感到高兴。我一边思忖我为什么会想亲自来看这东西。那骄傲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直到我把书本合上。
我带着朝圣者完成使命的心情收拾自己的东西，谢过好心的图书管理员。对我的来访她似乎感到高兴，她偏爱这本册子。自己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友好地话别，握手。
我下楼去礼品店，再从那里走到暖和的街上，街上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附近飘来的午饭的气味。
博物馆单纯的气氛与外面城市的喧嚣是如此不同，我身后那扇关上的橡木门因而显得格外威严，所以管理员匆匆赶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我想您忘了这些，”她说，“幸好赶上了您。”
她的微笑是那种意识到自己归还他人的宝贝的笑容——“您肯定不想丢掉这个——钱包、钥匙、一条精致的手镯。”
我向她表示感谢，接过她递来的书和笔记本，默认地点点头，又吃了一惊。她消失在这幢旧式建筑里，和她下台阶走向我时一样迅捷。
笔记本是我的，肯定是，我以为离开前已经把它放回公文包里了。那本书——现在我说不出第一眼看到它时认为它是什么，只看到封面是摩擦得挺旧的绒布，非常、非常旧，拿在手里既熟悉又陌生。里面的羊皮纸丝毫没有我在图书馆里看的那本鲜亮——尽管书页空白，却让人强烈感到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书页中央只有一幅凶恶的画像，它一下打开在我手里，我没来得及住手，没来得及合上书页，只能久久地盯着它。
我静静地站在街上，心里袭来一种虚幻的感觉。经过身边的车流一如从前，实实在在，一辆车摁响喇叭，一个人牵着一条狗想绕过我，从我和银杏树中间穿过去。
我抬头望博物馆的窗户，想着那位图书管理员，可窗户只映出对街的房屋，那里也没人动过窗帘，我四下张望，也没有哪扇门轻轻关上。这条街一切正常。
我回到旅馆房间，把书放在玻璃桌面上，洗了脸和手。我走到窗前，放眼看这座城市。
街道往下，是费城市政厅丑陋的贵族风格，只有爱好和平的威廉？佩恩的塑像在屋顶起到平衡作用。从这里看过去，公园只是方方正正的绿树广常银行的塔楼闪出亮光。左边很远的地方，是一个月前遭轰炸的联邦大楼，又红又黄的起重机在一次次抓起中央的瓦砾，重建大楼的轰鸣声阵阵传来。
不过吸引我目光的并非这些场景，我不由自主地在想着另外一个情景。这情景我从前似乎见过。我依窗而立，感受着夏日的阳光，尽管身在空中，却奇怪地感到安全，似乎这危险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四七六年秋一个明朗的早晨，空气凉爽，雾气从湖面上泛起。一条小船停泊在岛边，在墙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