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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毛泽东亲自抓，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一些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部分地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毛泽东出席屡遭批判的陈毅的追悼会，很不寻常。这件事经过新闻媒体正式布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改写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参加了庆祝建军45周年的招待会。1973年3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使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12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说朱德是“红司令”。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还把一大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的原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
在文化教育方面，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在号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落实各项政策时，特别提出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业务、学文化和学技术。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恢复教育事业。
外交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指导下，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同年9月，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这期间，周恩来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三篇批极左思潮的文章。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措施和提出批极左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老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恶劣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集团的破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坚持要批“极右”，把《人民日报》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指责周恩来主张批极左不全面，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右倾回潮”。在周恩来同江青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左”倾错误所蔽，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他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从而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从此以后，批林只准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批林整风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随后，从197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一来，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名。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继续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为指导思想。并且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迫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的形势，并经过周恩来等的努力争取，一批久经考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路线，江青集团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召开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政治局常委。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集团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更多的权利。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他们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和活动更加嚣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三、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动乱再起和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失败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思想上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希望结束动乱局面，恢复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他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因此，如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党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始。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解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即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
十大以后，江青集团凭借他们膨胀了的权势，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周恩来被江青一伙看成是夺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成为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擅自在北京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在此前后，江青、王洪文背着政治局，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地方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并到军事机关“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其御用写作班子大搞“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且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同时，他们大捧“女皇”，宣扬吕后、武则天等女人掌政的历史，为江青一伙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妄图由他们来安排四届人大的人选。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他们的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搞串连，拉山头，进行夺权活动，使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974年1月至5月与1973年同期比较，煤炭产量下降62％，钢产量下降94％，化肥产量下降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虽然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此时他对可能引起新的大动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因而他对江青等人的这些做法并不完全同意，有的还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