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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制定的这些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些条例的试行，对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各方面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大幅度调整的决策，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1961年，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在调查研究中了解情况，认识问题，调整政策，纠正错误，集中力量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并取得了成就。但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还没有过去。党内对“八字方针”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认为形势严峻，处于非常时期，调整必须退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另一部分同志则对“大跃进”错误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对严重经济形势估计不足，企图稍加调整后再重新实现“大跃进”。因而对执行调整方针消极被动。事实上，这一年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完全〖JP2〗摆脱“大跃进”的轨道，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仍然没有压缩到确实可靠的程度，各项经济指标几经调整仍超出客观实际的可能。结果，1961年工农业生产继续下降，已经失调的经济形势更加严重。
为了使全党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坚决全面深入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共中央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作出了坚决退够、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共七千余人）。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国民经济困难情况和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会议动员全党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会议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会议决定了1962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制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生活得到了发扬。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出，没有民主，群众干部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反右倾以来受到损害的党内民主生活又重新得到发扬，到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为了纠正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会议决定对最近几年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
七千人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某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
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首先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并且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领导人的完全同意，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五月工作会议。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在全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
至此，党中央终于下定决心，要坚决退够、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使调整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会后，党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精简职工800多万、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决定从1962年起，再精简职工1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要求两年完成。到1963年6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这样，既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又减轻了国家商品粮负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67亿多元，比1960年减少317亿元。1962年的大中型基建项目1003个，比1960年减少812个。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
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钢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吨，降为1963年的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降为1962年的22亿吨。
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到1962年合计减少了436万个。同时充实了石油、化纤、塑料等急需工业，保证了国防和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由于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使农村劳动力得到增加。国家还调整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将机械工业的110个企业转产为农业机械。国家还减少了粮食征购量，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25％。几年中对农民退赔20亿元。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五，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在坚决稳定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这些措施的实行，很快回笼货币60多亿元，稳定了市场，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行了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为近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平反；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62年前后，各地还分期分批地给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调整，紧密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粮食产量达到1600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25亿公斤。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10月，党中央在《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逐步好转。
三、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好转。但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党内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