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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工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工业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工业布局也极不合理。农业生产仍然是手工操作，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长期战乱摧残，经济受到极大破坏。1949年同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其中粮食下降了245％，棉花下降476％；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同时，新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2亿多亩，约4000万灾民急待救济，城市中约有400万失业者和半失业者需要人民政府予以安置救济，加上国家对旧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当时由国家供给的军政人员达900多万，致使军政费用开支庞大。而新解放区税制有待整顿恢复，财政不统一，财政收入一时又难有较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导致市场物价大幅度上升，更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
客观形势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的考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全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和种种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军事上胜利进军，完成大陆的解放。人民解放军遵照军委命令，追歼残敌，先后进行了衡宝、广西、西南战役等，解放了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到1949年底，整个大陆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1950年4、5月间，又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等岛屿外，全部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整个中国大陆实现了解放和统一。
政治上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区，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政权，组织恢复生产。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和决定当地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和事宜，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有23个省、948％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省、县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及全国的铁路、公路和航运。此外，人民政府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对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逐步收归国有。在没收和接收上述资本的基础上，加上解放区原有公营经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摧毁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并积极发展同平等友好待我之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经多次会谈，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它协定，这在当时是对我国很重要的国际支持。到1950年10月，我国已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度、瑞士、芬兰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为了打击投机资本，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力量，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1949年6月10日，上海军管会断然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二百余名投机商，其它各地也采取相应行动，沉重打击了金融投机活动。其次是“米棉之战”。在打击了金融投机后，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煤炭、棉布和棉纱，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以上海为主战场，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调集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于11月物价上涨最猛时，全国各大城市一致行动，抛售物资，又紧缩银根，致使物价迅速下跌，投机商纷纷破产，彻底摧毁了投机资本，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效果。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危害人民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财政收支不统一、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统一财经工作，也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七届三中全会
为了全面分析建国初期的形势，团结全国人民，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确定党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1950年6月6日至9日，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并规定要实现这一任务，需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只有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可能引导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才能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必要也有可能精简机构，节减军政开支费用，以增加经济建设投资，保护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为实现这三个条件，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做好八项工作。即：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巩固财政经济统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在保障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人员，整编行政机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